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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家钱绍武漫谈艺术(作者:钱绍武)

              作者:正在核实中..2010-01-25 16:52:32 来源:网络

                [编者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城市雕塑全国艺委会常委钱绍武先生,是我国著名雕塑家、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在中国雕塑界他是一位走现实主义的民族化道路的最早成功者,他的优秀雕塑《李大钊》、《曹雪芹》、《杜甫》等等被人们称为传世佳作,许多人都有很深的印象。不久前应我省雕塑家罗旭的邀请,老先生来到云南,短短数日的丽江、迪庆、大理之旅使兴味盎然的他赞不绝口。在这期间,我们有幸聆听钱先生坐而论道,谈古论今,处处体现出一个有着高超造诣的艺术家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下是记者对钱绍武先生的访谈,以及老先生在云南艺术学院的讲座的整理。
                生活中的激动是艺术创作之源
                我从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谈起: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如何去追求新,新到什么程度算是新。艺术是由于人类的需要所创造的。人们创造艺术并不是为了要发财、成名,而是人类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然后才有了艺术这个门类。人的这种要求是根本的,假如这种要求存在,那么艺术就会存在。那么什么是艺术呢,为什么哲学、科学等等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艺术呢。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它不增加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而增加人们对世界的美的认识,使你活得更懂得美,更有意味,更充实。同样是生活,但要使生活过得充实,这只有艺术办得到。我们解放以后始终有一句话:艺术的最高原则来自生活。对不对呢,当然对,来自生活当然没有问题,但这只是一句大实话。其实只要人活着就离不了生活,你想离开都不行,仔细分析连做梦都有生活依据,都来自于生活,但是来自生活本身解决不了艺术创作方法问题。艺术地认识生活和一般地认识生活是不同的。有两句话,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俳句,非常精炼,日文我不懂翻译过来意思肯定差得很远了,但还是很有味道:“不要打吧,苍蝇在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苍蝇是常见的,而且人们对它充满了反感,但是写这句话的老人,这个对世事了解得很深的老人,在宁静中观照世界。他看见一个苍蝇前脚在搓,后脚也在搓,一副特别着急的样子,如此可恶的动物但有又如此可爱的动作,所以他说你不要打它吧。这么一个不大起眼的、生活中间到处都可见到的事情,使人们感觉到有它的可爱之处。这句话使我们从具体的、真实的感受中增加了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这只有艺术的观察才能使你体会到生活的可爱和世界的美好,才能使你生活得充实和丰富,而哲学解决不了,科学也解决不了。这种感悟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心胸的博大,对一切都充满了爱心,充满了同情,有一种对生命的美好的理解。你看,就两句话,这就是艺术,是人类所需要的。所以说艺术家才能使生活变得如此充沛、美好,如此细腻。活着真是有意思,每个地方都充满了可爱之处。 回过头来看,说艺术来自生活对不对呢,对,但是要有补充。真正的艺术的价值,它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体会与感悟,这才是艺术的价值,而不是生活本身的价值。生活中苍蝇没有价值,消灭它好了。但是有了感悟,就充满了很深厚的价值。所以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中的激动,这才是艺术之源。鲁迅先生引用过厨川白村的话:“艺术就象是水石相激的浪花。”水,假若是作者,水本身不成为艺术,石头本身假若是生活,光是生活,本身也不成为艺术,要艺术家在生活中产生了激动,产生了激情,产生了感悟,水石相激产生了浪花这才是艺术之源。对艺术家来说,要尊重自己的每一点感受,石涛写了《尊受篇》,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感受,激动,感悟,这是我们艺术家所需要的;艺术家要进行创作,不来源于理性的分析和调查研究,不研究哪个是典型哪个是非典型,而来源于你在这种生活中的激动,典型非典型是理论家最后分析的结果,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分析了典型于否再去感受再去激动的。艺术家只能有什么激动写什么激动,而且每一次激动都是偶然性的,油然而生的,谁也指导不了,谁也控制不住,谁也没法建议,没有一人可以订一个去激动的计划说今天我要激动两次,你该激动自然就激动了。当然假激动也有,骗人的激动,挤下两滴眼泪来,但假的激动成不了艺术。只要是真激动就必然成为艺术的胚胎,必然是有个性,有特色的,你放心,只要是你真激动,就行了,然后你就去研究你的激动,反复咀嚼自己的激动,这就是艺术家的本职。激动的来源虽然是偶然性的,但是它的产生却是必然的,是你全部修养、人生观、世界观、爱好和憎恶的一个激发点。
                另外,艺术家还不怕上当,但是要真上当,严格来说,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是某种程度的上当。比如说米开朗基罗,画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亚当,那不是上当吗,那怎么可能呢,但他是真心啊,真以为这就是代表了人类一种创造力的体现呀。所以说真上当就有真艺术,假上当没有真艺术,只有假艺术。比如我们中国人曾经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当,吃亏差不多完蛋,但是是真上当:大跃进时,说几天就能到达共产主义了,真是荒唐之极的想法。但是当时人人都相信,对于艺术家来说相信就是真艺术。我念一首诗给大家听听,是当时一个农民写的,叫《月下担河泥》:“月下担河泥,千担万担,咕咕,象飞来一群大雁。”太豪迈了,月亮底下一队人,黑呼呼的,呼哧呼哧的扁担在扇动,真象一群大雁似的,太美了,那个形象,太棒了。不是那么傻,不是有那种情感和体验,谁也想不出来 。但这种豪迈的改造世界的气势,现在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一种生气。这是好艺术品,是好诗啊,但那是上大当。所以说艺术家不怕上大当,但是要真上当,要真相信,真相信就要有自己的身体力行,即使是错的,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了大当的,但对人类的精神力量来说,始终是有参考价值的,是令人激动的,是有真情的,有真情什么时候都能交流,都能互通。从这一点来说艺术是没有新旧,只分好坏,只分真假。
                什么是艺术的新与旧,如何去追求新,新到什么程度算是新
                恩格斯说过真正的艺术标准就是“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这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就是不可替代的,就是艺术高峰。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以后就无所谓新旧,无所谓高低,因为不能替代,不可重复。比如说原始的洞窟壁画,好就好在他不会画,好就好在他不懂得透视学,也不懂色彩学,他是一边念着咒语想着明天打个羊什么的,一边借着洞里微弱的光线,用粗糙的石头在那个不平的岩石上画,把那种最生动的东西画出来,好象明天打猎就可以打到它。这种执着,这种热切的盼望和生动的感受,是人类艺术的高峰。后代的人谁也画不出来,毕加索曾经把一头野牛画得简化,想逐渐接近原始味道,但是那是毕加索,和原始人的味道差远了,没法比,那种原始的味道根本就体现不出来。那才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真正的合谐,岩画这种形式是最恰当不过了。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高峰,谁也超不过他,他就是唯一的。艺术就是这样,不可替代。这种真情流露的激动,几十万年前的画我们看了照样觉得精彩,能感受到画画人的那种心情,是一脉相通的,没有阻隔。这就是艺术。这是旧的还是新的?这是我们不应该追求的吗,这种追求就是落后了吗,不见得!它任何时候都是人类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时候都磨灭不了,任何时候都不旧,历久弥新!
                前些时候,炎黄艺术馆召开了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研讨会,研讨科学和艺术的关系。院士张开勋先生的一段发言我觉得特别精彩,他说科学和艺术是殊途同归,科学的极至是圆型,而圆也是艺术最后的极至。他还说科学无所谓高峰,今天是高峰,明天就可能被新的东西代替,而艺术是一个个高峰,谁树起来就是谁的,永远是高峰,不能替代。所以艺术无所谓新旧,只分好坏,当然,新的不见得就好,爱兹病是新的,那好吗?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一天到晚想追求新,为新而新,真正大艺术家从来不为新而新,我感受到什么画什么,我的激动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要把这个感动传达给别人,歌哭与共,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艺术家。其实这也必然是新的,因为你是新的人,你的情感决不可能重复以前的任何人。
                原始洞窟艺术是高峰,谁也代替不了它,谁也超过不了它,米开朗其罗也是高峰,那句话“不要打吧”是高峰,“咕咕飞来一群大雁”是高峰,一个个高峰,永远对人们有参考价值。我最近见到罗旭写了一句诗,叫“风吹腊肉晃当当”,他在彝族的土楼里头挂了一些腊肉,风一吹晃当当的,把那种寂寞苍凉的心情,原始土著风味的感觉全部写出来了,就这一句话,让人有如亲见,有如身历。王国维先生说的有“隔与不隔”之境,这种都是不隔之境,一句话就完全和你心灵相通了。这就是一个个高峰 。人类的精神上的这种经历和财富,每一点探讨都有参考价值,都有它丰富你的感受的价值。

                一个人活着丰富不丰富是大有区别的,很丰富的活着和很贫乏的活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艺术能使人类丰富、美好、有趣、愉快而不贫乏,艺术在生活中是非常需要的。
                英国的大雕刻家享利•摩尔前年去世,他晚年说了一句话,“伟大的艺术来源于伟大的人,伟大的人从来不为新而新,从来不为变而变”。新的内容来自于新的感受,新的激动,这才是新的本质。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逐渐工业化、现代化了,对很多机械的东西的表现,和以前自然经济状态时是不一样的,更强调一种力度,美感范畴不同。在艺术上我是个保守派,画模特,搞解剖,而我儿子就不同了,他是新时代成长的,他干的都是机械玩艺,搞装置艺术,他的一个作品不久前参加一次北京市的竞赛,得了奖,就在建国门立交桥旁边,四根柱子,每根柱子上有八个风车,风一吹,就转。他的美感就是这样,时代不同了,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感受的对象不同了,是新的感受,新的审美,可以,好。我认为新要建立在新的感受和激动的基础之上,不要为新而新,不要到外国去抄这个抄那个,那样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中国有的是新东西。但新的发现里也有好有坏,不是所有新的发现都是好的,有很多是坏的新,大家应该有鉴别力,爱兹病那是全新的,但那有什么好?
                我要求新派的诸公一定要新的好、新的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做到一般的人都能看得懂,不能一天到晚需要有人在旁边解说,要理论文章吹捧,讲半天人家才好象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这样的艺术品我看有点靠不大住,这总不是个办法。我就要求这两点,别的我不要求。现在理论界都是新派为主,我这样说可能要挨骂。
                艺术的三种主要形式
                我以为,艺术从存在以来到现在,主要有三种形式:写实派、抽象派和写意派。
                写实的艺术,基本上是客观世界的形象的如实反映。当然了,真正的好的写实主义,并不是照相式的,好的摄影师也不是只照下来,得有艺术家的激动和感受的不同而有所强调,写实主义也是这样,决不是自然的画下来。这个体系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人是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论,认为人类的模仿是本能,是天经地义的,模仿本身就有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后来有了反映论。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型的,观察客观,分析客观,然后表现客观。其主观成分是建立在客观依据的基础上。这个体系从人类一开始产生以后,一直是艺术界的主体,很多大艺术家及其传世的作品,都在这个体系中间。包括希腊的一些名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十八九世纪的,还有印象派的,以至现代的写实主义成份很浓的那些,都是属于写实主义的。它们照样是有新意的好作品,照样是为人类所需要的。
                写实本身是一个体系,它是反映人类需要和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这种形式有它的新旧之分、传统与创新之分,也有它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体系里只存在写实得好与坏,看是否创新还是模仿陈旧,但不能说写实的方法就是旧。比如说你要做个爱因斯坦像,也不能只做个三角形吧,虽然说这样造型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但光做个三角形到底还是不行,还需要一点爱因斯坦的那种实际,否则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这个形象的审美的需要。所以写实本身不存在新旧之分,而是既有传统又有创新,新得层出不穷。
                第二个体系是抽象体系。很多人认为抽象的就是新的,其实恰恰相反抽象是最旧了,抽象比写实还要旧。人类最早是抽象的,而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我们的仰韶文化,那一看就是大民族,那么开阔雄浑的花纹,充满了生命力,那是抽象的,在人类早期就有了,以后慢慢形成了种种抽象方面的规则。
                抽象艺术家对人类的贡献很大,因为他归纳了这些美的规律,而具象艺术家由于热爱具象之中的各种可爱之处,往往忽略了对根本规律的发现。抽象艺术的抽象要求使得他要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基本规则,这种基本规律之伟大,那是超出一切时代、种族界限和阶级界限的,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打动人们。连毛主席都被这种规律打动,并且犯了大错误。为什么说毛主席犯错误呢,他提出破“四旧”,要创造无产阶级的艺术,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四旧” 他没有反掉,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延用:他把天安门变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大家知道天安门是个封建建筑,明朝永乐皇帝建了以后就起了这个名字。建国以后毛主席带了一大批大专家大学者,郭沫若,曹禺什么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时一至举手通过把天安门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不是最大的四旧吗,文化大革命那么反“四旧”,天安门没有反掉,你说这多怪。为什么呢,抽象规律起作用了。因为抽象规律不分阶级,不分时代。天安门的比例是横宽多于高耸,稳重,开阔,大方,这种造型,一看就是大民族的造型。中国人很早就成为伟大的民族,所以喜欢开阔,不喜欢锁碎,对小里小气的细节不大注意,天安门恰恰是拉得很宽,但它不是很高,人人都感觉得到它稳重而开阔。封建阶级觉得如此稳重而开阔,无产阶级一样需要稳重而开阔。抽象规律可以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接受封建阶级的建筑。你看抽象规律多么伟大,多么重要,它直接作用于人类的本能。李泽厚先生把它概括为人类的文化积淀,这种积淀经过了几十万年以后,就成了人的本能了,是你用不着想的、直接就会产生的一种感觉,野兽就没有这种感觉,人类有文化积淀就会有这种感觉。

                有关本能的美的规律,一共分为全民的、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个人的五种。书法家一辈子训练,到最后,他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书法融如为一了。喝醉酒了,出现本我,什么也不顾了,一发酒疯就有好得不得了的书法,醒而视之以为神,而不可复得,这是说的张旭。但是酒鬼没有经过书法训练,喝醉酒了发酒疯,闯很多祸,就是不会有书法作品。所以有一种本能是经过长期训练而获得的。抽象派研究抽象规律,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懂得这些就太可惜了。要懂得这一点很容易,但重要的是对它的训练,要培养一种对这些基本规律引起人们某种情感反映的高度敏感,它就是这几条,但是它的分寸、界限和区别是千变万化的,如何找到最恰当的表现,那可是不得了的学问,是一个艺术家一辈子要研究、实践和创造的。我早年的一个毕业创作《大路歌》,是用田汉先生的一句诗“背负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这样一种主题思想来刻划的:三个工人,绞在一起,形成一个往前冲刺的三角形,是一种在重压之下的冲刺。这种三角形如果再压得低一点,就是柯勒维支的作品《拉犁》了,两个农民在拉犁,压得低极了,一点前途和希望都没有,那是牛马一样的忍受。如果这个三角形再高一些呢,又成了穆希娜的《工农联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片头雕塑),是表现高歌猛进了。所以同样是三角形,在这里各自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基本形体的把握和锻炼,就是造型艺术的本质。所以归纳到最后,形的本质是几何体,但是几何体本身不是艺术,它是数学,是数学模型。艺术在于把所有特点具体地归纳在带有个性的几何体中,而要找到确切、恰当又带有个性的几何体,那是要有高度的敏感和训练才能达到的,这种训练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十九世纪以后有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艺术越来越接近建筑和音乐。说得非常对。所谓建筑就是几何体,而音乐就是一种韵律感和节奏感。
                鲁迅先生总结他写《阿Q正传》的经验,他说外国人都以一个人为模特,然后生发开去,而中国人就不是,他说我写山东一个嘴巴山西一个耳朵,这不是某一个人,阿Q是个连知识分子带农民的特点,落后的国民性全综合在里头了。鲁迅先生还说要“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创作方法。所以我们说“要言不烦,点到为止”,最重要的我点在那儿了,其它的你自己去体会吧。这就是中国人的创作方法,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种方法:写意派的创作方法,这就是写意的原则。这个原则它既不抽象,也不具象,而是按照我记得什么画什么,是以写意的方法来画。我认为这特别符合艺术的规律,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我的偏爱,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偏爱。但千万不能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唯一的,而是我们要看到自己这个特色的妙处。那么写意是不是绝对好呢,非也,写意写得莫名其妙的有的是,陈陈相因的有的是,那个一点也不好。写意也要不断创新,而且有创新的无穷的可能性,而唯一需注意的是要新得好。这三种体系都有它新的道路,不同的新法,也可以互相交叉,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和需要,主要是强调表达你自己的真切感受,新在于情的新,感受的新,你理解世界的新,而不在于你创作上某种招式的新。招式也要新,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应该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并不错,但是它的基础是在于你的情感的新,体会的新,这一点是本质。
                中华民族能够继承书法这个传统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得了的好传统: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的最好的锻炼形式感的方式。对带有个性的几何体的训练,外国人要做很多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做几次以后枯燥乏味到极点,而什么叫好坏,什么叫协调不协调标准也很难说。中国书法是一种带有个性的几何体,间架结构、空间安排,稍微飘洒一点是小姑娘跳舞,稍微严峻一点是褚遂良,稍微开阔一点,很雄厚,就是颜真卿了。所有情感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和高度的敏感,都在书法的结构中可以找到,其安排的巧妙和灵活多变以及形式规律的变化都是情感的寄托。这种锻炼是中国人最大的优势。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身为中国人不会书法实在是该死。假如说德国人是个音乐的民族,什么人都会来点乐器,有所寄托。那么中国人就是书法的民族,只要是个文人,高兴了,不高兴了,他都写点书法有所寄托,这是以前中国文人一个最根本的习惯,而这个习惯现在中国没有了,到了日本去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书法虽然古老,又不先进,也不是卡拉OK,但是中华民族能够继承这个传统,有百利而无一害!特别是我们搞艺术的,要对抽象的规律训练,练习,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建议大家不妨一试,每天不要很多时间,只要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也不要写太多,“多看少写是名家”,这是康有为传下来的一个诀窍,看得多,能够认识多,体会多,然后再掌握一定的技巧。另外练习书法还能健身,比如神经衰弱,可以入静。禅宗的打坐也可以入静,但入静是很不容易的,头脑复杂的人就入不了静,越想入静他越瞎想,那么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他解决,就是写书法,写字,临一种非常好的帖,只临帖,不思考,而沉醉在一种最单纯的审美感受之中,或者轻快,或者飘逸,一笔一划地写,半个钟头,完全可以达到心神归一,放下笔然后呼呼大睡。文化大革命我被斗得那么惨,回家都要写一篇字。我可以保证,相信我的话,从今天开始这么做,五年以后,我起码可以保证你成为一个书法家,而且是一个不坏的书法家,因为你是自得其乐而不是为名为利。

                一个人只有真正经过了痛苦才懂得欢乐
                曾经有人问我怎样看待梵高这一类大家认为比较痛苦的艺术家,怎样理解“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苦。人人都知道应该愉快地活着,但是没有苦就没有乐,没有梵高就不懂得什么叫欢乐,梵高有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也有平静到极点的时候,但他并不是为了痛苦而痛苦,他还是为追求更好的欢乐而活着,追求不着产生许多痛苦,这种痛苦是欢乐的前提。一个人不懂得痛苦,老实说他是不懂得欢乐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下子变成反革命,妻子精神受不了,疯了,完全是鲁迅先生笔下《狂人日记》的人物,受迫害以后形成的精神分裂;我自己只有十八块钱工资,每天挂着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牌子,中央美院的所有厕所我都掏过,所有的地下道我都钻过,所有的树都爬上去砍过;那时我的儿子只有一岁多一点,有一天我接到幼儿园通知,说人家不能给牛鬼蛇神看孩子,三天以后把他接走,不然就扔在街上。怎么办呢,回家去想办法。当时我父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革命得不得了,是个红卫兵,戴个红袖章,我敲开门他一看不对头,说,给我滚,我说我为了自己决不来找你,我是为了你的孙子,然后他说了一句世界上只有他不能说的话,他说你能生个什么好儿子。把我气得回过身来就走,我母亲哭哭啼啼地给了我四十块钱,四十块钱只够保姆一个月的的工资,怎么办。没有出路啊!爱人疯了,孩子马上要扔出来,任何美术学院的人看见我都不敢跟我讲话,我想只有死了算了。晚上把电什么的准备好,四下无人,临死以前我想了一想,我到底做了对不起别人事没有,想想,忽然觉得,我不能死,为什么呢,我当时如果一死,妻子马上成为反革命分子家属,儿子两岁都不到,他今后怎么生存。没法死。那个时候死要比活容易得多得多,痛快得多得多,不再受屈辱,好得多得多,但是不能死。只有和妻子离了婚,和儿子脱离父子关系,然后我自己再死,不害人嘛。
                经过这样一种斗争后,我才知道人生的艰难,才知道什么是痛苦;从这时候开始,我也才知道同情别人,而一个太顺利的人是不懂得真正同情别人的;然后又懂得愉快太不容易了,欢乐太可贵了。所以我最理解梵高了:真正经过了痛苦才懂得欢乐。这之后我感觉到我的艺术不一样了,同情的范围和深度不一样了,追求艺术的真挚程度不一样了。假如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这一点也算是好处。所以刚才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人们追求的还是愉快,不是你要追求痛苦,那是有神经病了,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欢乐的得来都是不容易的,哪怕最单纯的欢乐,也是不容易的,这样一来一个人就变得更开阔,更加理解别人的欢乐和痛苦了。
                叛逆也是一种创新,但要叛逆得对
                叛逆也是艺术的一种创新,但哪些叛逆是正确的呢?比如说在明代的晚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进来,市民意识逐渐萌发,个人本身的价值已经逐渐自觉,一种更加先进开明的思想逐渐形成:不是为了皇帝活着了,束缚人们创造性的、使整个社会倒退落后的三纲五常也不是最高价值了。这时就产生了一种对一切封建落后的统治的极大的反感,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出现了一大批叛逆的思想家。叛逆的方式各式各样,市民中逐渐产生了“卖油郎独占花魁女”这样的故事,卖油的男孩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他真诚,真正关心人,得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的爱情,有一种人性的美逐渐为大家所承认。这些都属于叛逆思想和行为,是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唐寅也是叛逆的,他在五十岁时作了一首诗:“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平生自惭称学者,众人疑道即成仙,细细做得功夫处,不损胸前一片天。”那时的封建思想把对舞狂歌花中行乐当作是浪子,也是被大家耻笑的,但他就一点不忌讳;“平生自惭称学者”,其实他的诗写的非常好,明白如话,而且是出自胸臆,毫无娇柔造作;他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功夫,那就是不损害我胸中的一片天真。是个性的解放,而把个性的真诚立为最高标准,这就是叛逆。唐寅和封建时代的所有理想都不一样,这就是叛逆。

                书法家的叛逆又是一种叛逆,明末的时候书法家都是从王羲之的体系一直下来的,二王体系统治一切,傅山就提出一个原则,叫做“宁丑勿媚,宁拙勿巧,宁支离勿安排”,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原则。可见当时各方面都产生一种叛逆,这种叛逆就对,叛逆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它让我们逐渐懂得了个性的真诚的重要,懂得了个性的价值,不是为了空洞的理想,而是为了人们理应得到的幸福而生活,这都是正确的,都会形成一个总的力量,成为一个更进步的社会。如果人们眼光能放得更远一点,除了追求个人幸福以外还能想到别人的幸福,想到全人类的幸福,那就更好了,就有点伟大了,就会产生伟大的艺术。
                因此还要注意,叛逆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比如说光强调个性和个人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艺术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都是个人创造和优秀传统的结合,都是吸收外来各家之长而且又保持自己独特风貌的结合,既是个人的艺术创造,个人的真切感受,但是又可以推动全人类前进,这才是好的艺术。不要小里小气,毫无大志,自己喝杯酒发狂,有多大价值?有一副对联,是清末的翁同和写的,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但他是一个失败者,六君子当中,谭嗣同被杀了,康有为跑了,结果由于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比较温和,没杀他,只把他革职,让他告老还乡,居然被清朝饶了。他是一个有志之士,也是另外一种叛逆者。他有一副对联写得非常好,最近我经常以此作为一种原则奉劝我的好朋友:“守独悟同,别微见显,辞高居下,置易就难”。守独悟同:中国知识分子讲究操守,要有自己的主张、看法、见解,而且要坚持,不要人云亦云,人云亦云就什么学者也不是,什么艺术家也不是,必须懂得守独,能够守独,敢于守独,守自己的独创,守自己的独到见解,守自己的独立行为。守独,但是又要悟同,又要悟到不能天下只此一家,有很多共同的道理,有很多共同之点,应该是兼容并蓄。守独而又悟同,那就不得了,光守独,很不容易,但还有人可以做得到,而守独而又能兼容并蓄,这就太难了,这就不是小家而是大家了;别微见显:各种微小事的你都懂得,不能不懂,不能当傻子和书呆子,要区别各种各样微小的阴谋诡计,但是你不去管它。见显,你见到的是明显的,是大的,但不是胡涂,而是放他一马;辞高居下:高官不做,高处不去,天下第一不当,在下头一点没关系;最后一句话,置易就难:容易的事情你不要做,会有人做,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做难事,难的才有做头,就是因为难才去做,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是儒家思想很精彩的表现,是有大志的表现,也是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叛逆也应该是这样,守独但是又要悟同,千万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你可以坚持你的看法,但你还要看见别人的长处,别人的共同之点,甚至应该多看别人的优点。 你自己新,也要看到别人也在新,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总是前进的,总是有更美好更先进的社会在等着我们,但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大概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希望在青年身上,鲁迅先生这样说的,要有能够冲破一切的朝气,但要更深,要站得更高,更开阔些。

                [钱先生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无论多忙都要写日记。我们征得先生的同意,节选一段他不久前游丽江留下的优美文字,以飨读者。]
                十月二十二日 十时半去机场,十二时起飞,四十分钟后抵丽江。接至一土楼似的旅店,风味盎然。沿小街有小河湍急,河边植柳,披拂摇曳。人家都滨河而居,门口均有小桥,或木或石,古朴可爱,令人顿忆苏州无锡小景,而苏锡等地均已改造,诗情画意荡然无存。此地本有高原苏州之称,实则已赶超苏州许多。据云源头有闸,按时开闭,闸闭则河水上溢,小城顿为泽国,各家均上街洗涤污秽。有此洁习,实应定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之卫生模范。而建城规划之精道,真堪称颂千古。
                十月二十三日 去玉龙雪山,一路苍翠,皆为小松林。树不高而茂密幽深。说是土壤使然。山道迂曲,驱车约两小时左右,到达雪山登缆车之处。竟一片混乱,糟杂无章。人车纵横、令人吃惊,不意避远至此,仍有人满之患。大呼小叫,红男绿女,人头挤挤,不辨东西,如此看雪山,尚有何趣?遂与罗旭等取消上山之约,但向林深草密之处逃去。数百步之后,竟有曲径通幽,遇见无人管束之小牛一只,见趋避,隐入丛莽之中。松林清香,沁人心肺。发现于槲树根下有野菌二枚,肥大可食,惜量太少,采之无用。小路畔有黄花、紫花、红花,不识其名,虽皆细碎而精微娇艳,楚楚动人,深叹造化之功不分巨细耳。路渐湿而无雨,空气中清润有加。林中寂静,时有山鸟数声,随山势下趋,见远处有一草坪,芳草芊芊,似可坐卧,遂快步数四,则为一林中空地。雪山灿烂、如挂眼前,观赏之佳,无过于此。又闻水声轰鸣,有一古木桥架于危岩之上,下为深溪,玉龙雪水澎湃跳掷,咆哮折冲,奔腾而过。桥已烂坏,唯余中间一木,比肩略宽,似尚可行。诸友均好事之徒,乃手牵而过。鸟道曲折,遂达水边。滩畔皆白石,水势稍缓,清澈无比,掬而饮之,凉透肠腑,信为融雪冰水也。乃坐于磐石之上,左侧岩下,斜出女真数枝,结实累累,鲜红诱人,摘而食之,似尝醋精,罗旭大笑吐之。忽忆王维“清留磐石上,垂钓将已矣”之句,此处水过急,似无鱼,不能做垂钓之想,而于此终老之志,竟为诸人之共识。明代高青丘有好句,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如于此处建一小筑,则雪山高卧之境,当无遗憾。唯林下美人之来恐将颇费周章矣。不禁莞尔。玉龙之行,虽未登顶,而得此一景,岂非大幸?是为记。

                整理:任琴
                摘自《云南日报》——《大观周刊》199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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