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笺飘飘何时起

门笺，亦称吊笺、挂签、挂钱、挂千、吊千儿、花纸等，“千儿”也作纸条儿解，是我国传统的住宅装饰物。一般都用红棉纸或其他彩纸裁制而成，长约一尺左右，宽约七寸左右，四周镌有图案，中为“吉庆有余”、“五谷丰登”之类吉祥语，下呈穗状。每逢春节(旧历元旦)或其他喜庆场合，粘贴于门楣上，称作“喜笺”；也有贴于门户或堂屋二梁上派辟邪厌胜用场的，镌文则换成“百无禁忌”、“姜太公在此”之类。五彩缤纷、刀镂剪镌的“吊千儿”，组成了一道道中国所特有的门饰风景线。近代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常把这种“贴在门楣上的五颜六色的小纸”作为中国乡村生活的文化标记之一，著文向其同胞介绍，却未能搞清其起源和涵义。同样有趣的是，司空见惯的中国人，也没能就此问题形成一致的见解。

一说，贴门笺是周代传下的习俗，其作用在于“拒穷”，说起来还有段掌故：

相传姜太公八十拜相，辅佐周武王伐纣，及奇功告成，大封诸神完毕，衣锦还乡。不料其妻也要封赏。姜太公遂封她为“穷神”，无论光顾谁家，就让他们破财败落，也尝尝捱穷受苦的滋味。但太公又怕其妻不分青红皂白，误入穷苦人家，所以再给她加了一条规定：只许光顾门第豪华的富宅，如果门脸儿已经破败，便不准进去——这叫见破不入。然而太公夫妻间的私房话还是被泄露了出来。于是人们就找些破布烂麻儿挂在门上，表示家道破落，以此诓骗太婆，这就是“吊千儿”习俗的由来。后来，人们嫌挂这破烂千儿太不雅观，便用整帛整纸剪成条理分明的穗子取代，再慢慢地发展成益加精美的门笺，连其涵义也随之演变了。但是真正懂得这“吊千儿”掌故的亦有人在，常见城镇乡村一些人家在除夕贴挂门笺后，不怕一夜北风将它们吹得破烂不堪，任其大呈破败之象，因为这才最合其拒穷迎富的本意。

一说，贴门笺是汉代“断织系户”风俗的遗传。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当时人每每从刚织成的绢上剪下最后一小块，挂在门上，所谓“今家人织缣新，皆取着后缣绢二寸许系户上”。为何这样做?一说是织绢的媳妇借此向婆母宣告自己已完成织工，即“以己织纴告成于诸姑也”；一说是用它躲避瘟疫。新绢何以有避瘟的法力呢?有人分析，在周代祭神礼仪中，人们常在放祭品的几案上搭一块新布，叫“道布”，以备祖先抓食祭品时随时拭手，祭祀者便认为它沾染了神性，因而具有辟除凶邪的功能。时日既久，这种观念普及于所有新织布帛，导致了“断织系户”风俗的形成。其认识依据，就同端午节时人们在门上挂五色丝、五彩绢以辟除邪祟一样，而且都和后来的门笺之间存在渊源关系。

一说，贴门笺应起源于隋唐时人挂门符的习俗。从敦煌文献中看，唐代画符悬门之风十分流行，适用范围很广，从除病迎吉到夫妻相爱，无所不包。符纸的样式及纸上的图案，亦同后世的“千儿”相似，这也为门笺的原型是符箓之说提供了佐证。

然而，这些悬布和挂符等说法，都受到质疑。质一：这类古人迷信观念中的“法宝”，一直各有其不同渠道的历史流传，如北方人家逢年节用红布叠出并缝成三角形袋挂在门上，谓之“挂财角”，或用蒲艾、红纸等折编成虎形挂在门上，谓之“插艾虎”等，就是古人悬布、悬彩于门习俗的演变；还有许多人家因驱邪退煞的需要，在门上贴“天师符”、挂“八卦牌”、嵌“照妖镜”等，则是古人挂符于门习俗的流变。这些民间门饰事象，至今与门笺并存，可见相互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质二：从史书记载看，这类“法宝”的应用，各有其特定的场合与功效，如瘟疫流行，家人患病，或古人观念中的恶日如五月初五等，与门笺专用于贺正迎春或其他喜庆场合完全不同；质三：上述“法宝”在记载中都是单体使用，又怎么演变为琳琅满目的门笺呢?

有鉴于此，又有人提出了门笺源于古代迎春礼仪的假设。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意即古人逢立春日，都要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百官穿青衣，郡国县道官以下至斗食令史，都戴青色头巾，立青色幡旗于城门口，以青色表示万物生长、年阜民丰之意。民间则有剪彩燕，食生菜，贴“宜春”以及戴春幡等习俗。春幡用织物叠成，后又改用彩纸，到唐宋之际，再从戴在头上演变为贴在门上，以代青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戴之，或贴于门楣。”此即门笺的原型，用意是祈求年丰人寿，当以祝吉为主。

考诸民俗文献，有关挂门笺或“吊千儿”一类风情的记载，大多出自清人手笔，这为人们辨流溯源造成了困难。看来，要令人信服地解透挂门笺的原型与本意之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