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 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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