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六

三、误定篇章名和图名
书法中偶有将原来未经书者自己注明的文章篇名误定别称的比较少见。但题错图名的还不少，大都是在人物故事画上。这类问题虽无关真伪、是非的鉴定，但对记录、标名不便，因此也必须给予辨明。
（一）误定篇章名
书法家有时抄录前人的文章，可以不注明篇章名，因为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借这文字来表现自己的书法而已。下举两件黄庭坚的书卷，可作印证。
（1）书《懒残和尚歌》。此歌曾见于敦煌莫高窟洞中发现的唐抄本，亦载于宋僧子升、如佑合编的《禅．门诸祖偈颂》卷三。明代张丑《清河书画录》著录此卷时，还没有弄错，清代顾夏作《平生壮观》开始误称为《梵志诗》。以后高土奇的《江村消夏录》、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顾文影《过云楼书画记》等，全都误称此名了。懒残名瓒，唐天宝年间人，《续高僧传三集》卷一九有他的小传。梵志姓王，生隋文帝时，不是僧人，有《太平御览》引《史遗》可证。
（2）书《韩愈送孟郊序》，后有黄氏自跋。此文是山谷于元符三年写给他的外甥张大同的，见于《山谷年谱》任渊注。但在元王恽著书画目以前已经是文与跋分开了，因此后人就不知道跋前还有一文（也根本不知道这是后跋），于是就都称此跋为《送张大同入再僰道序》了。
（二）错定绘画图名
题错图名的大都是人物故事画。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那卷所谓李公麟画《李密迎秦王图》，据清人王杰等题跋说，原定为五代人摹南齐谢赫画《晋明帝步辇图》，他们以为不对，因改后名，但结果不但作者姓名没有改对，连图名也依然走错了。徐邦达先生根据南宋曹勋《松隐集》考出此图是曹勋举使去金国接韦太后和徽宗等灵榇南行纪事的《迎銮七赋图》之一《回銮图》。因此也根本不可能是李公麟所作。凡此种种，大都是粗心大意所致。我们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暂不定名为好，切莫效法王杰等人随意乱定。
至于对无款书画之被误定作者或名称的重新订定时，更要有充分的证据，否则以不改为好。有些作品，前人题为某某人作品但不知有无根据，现在若没有更多的正反旁证，不得不依从旧说。
还有一些较劣的传世书画，因未入流，本身既缺乏时代特征，又无其它旁证，更不要随意乱改乱订。
如何看书画及书画鉴定的全过程
前面我们分章介绍了有关书画鉴定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本章着重谈鉴定一件书画作品时，如何辩证地、灵活地运用以上的基本知识。在未叙述书画鉴定的全过程之前，必须学会如何看字画，两者是相互联系的。这是鉴别字画时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一、如何看书画
鉴别字画最重要的是看字画的本身。这个问题是鉴别真假的关键。初学鉴别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如何去看字画的本身呢？
（一）笔墨技法
鉴别字画，首先要从多方面观察笔墨技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笔墨。写字与画画一样，都是由生到熟，熟能生巧。熟是重要的，但又不是绝对的。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熟到了极点，但笔墨里没有东西，都是滑溜溜的在纸面上一掠而过，笔线浮在纸绢的表面上，好像用嘴一吹就掉似的。这是因笔端没有力量，笔墨没有深入纸绢，也就是笔墨里没有东西。
前人说过：“笔端金钢杵，要力造纸背。”这就叫笔端有力量，笔墨里有东西。而这种力量要内敛，不能显露在外边，显露在外边就叫青筋暴露。笔墨里有东西并不在于画的快慢，人的性格并不一样，因此思有迟速，画有快慢。有的人作画时，横扫竖抹，疾如风狂雨骤，乍看其笔墨如晴蜒点水，轻燕掠波，毫不费力，但细看时虽一点一拂也都力透纸背，吴道子和吴小仙就是这样。有的作画非常迟慢，所谓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还有的一幅册页须数日而毕，王宰和龚半干便是这样、这些例子说明看画时不要看画的快慢，要看笔墨里是否有东西。对每一笔还要看它的入笔、行笔和出笔，要看用笔是否合乎法度，是否笔笔到家。此外还要看它是方笔、圆笔或是方圆并用之笔。一般说来，北宋用方笔，南宋用圆笔。方笔要有立体感，方笔画成扁片，那就是败笔。如宋的刮铁皴，笔到末尾时，水份不够了，就出现了飞白，其飞白处也仍有一种用刀刮铁的感觉，也就是仍有力量有厚度；圆笔也要有一种圆厚的感觉。前人说过：老画家奋斗一生所胜者只一厚字，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用圆笔，北宋用方笔，也并不是绝对的。北宋人也有时用圆笔，南宋人有时也用方笔，不过北宋方笔多于圆笔，南宋圆笔多于方笔就是了。高手画家，一般都是方圆并用。无论是方笔圆笔，鉴时仍要注意它笔墨里是否有东西。
方笔、圆笔以及快、慢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还要看他用笔的轻、重、疾、徐、转、折、顿、挫，是否合乎笔法，再看它墨的浓、淡、干、湿，运用的是否恰当和配合的是否巧妙。有的人用颓笔渴墨故作飞白取势以迷惑阅者，用评画的术语来说，这叫做“剑拔警张”，其实笔里并没东西。在用墨方面，有的看来很滋润，很舒服，很能迷惑人，其实墨里并没东西，俗称这种笔墨叫“甜熟”。
看大写意画，更要注意。一般人总以为大写意就是粗写事物的大意，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大写意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百炼之笔，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一种绘画技法。这种画极易乱人眼目，鉴别时尤须高度警惕。此外有的笔墨清秀超脱，有的凝重浑厚，有的简括，有的细密，有的稚拙，有的雄浑等等，路数虽不同，而笔墨里有东西却是一致的。
看大画，高山大树以及长线条的衣纹，也应特别注意。画大画必须放笔，放开笔并不是任意胡抹，长线里也要有东西。看细短线的工笔画，也和看大写意、大画一样，须看它是否笔笔有力，笔笔有东西，笔笔到家。前人说，宁作生手，不作庸手。所谓庸手，就是门外汉，他们画的画虽熟而笔墨里却没有东西，前人称这种画为轻佻或“野狐禅”。所谓生手，指的是尚未达到十分熟练却很有培养前途的画家。他们的画虽生，而笔墨里却有东西。笔墨里是否有东西，并不在于年岁的青老。北宋的王希孟，二十岁就死了，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长卷是他十八岁时画的，笔笔扎实，笔笔有东西，所以能深入绢素。
笔墨里有东西，只是笔墨技法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笔墨还要有趣味。笔墨里有了东西而没有趣味，叫人看了同样的感到干燥不好看，没有说服力，没有感染力，也就没有艺术性。所以鉴别字画时，首先要看笔墨里是否有东西，更要注意笔墨是否有趣味。这两者同时映入我们的眼睛，是不能分割的。关于笔墨里什么叫有东西和有趣味，前人谈得很多，如“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春云行空”、“流水行地”、“寓刚健于婀娜之中，写遒劲于婉媚之内”、“剑锈上花，中藏坚质，鼎色翠绿，外辉锋芒”等说法，不胜枚举，大都是用实物对笔线作象征的比喻。可是这种例子举多少也不能使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人马上成为鉴赏家。笔线怎样才像飞云行空，流水行地呢？可以说这是形容笔钱的自然，如再问笔线的自然怎么就像行云流水呢，这就很难解释了。但是看字画看的多而且肯钻研的人是理解的，所以要想真正理解有东西、有趣味，非从鉴别实践中逐渐体会不可。
前人看画有句成语：“远望观其势，近看取其质”。质就是指的笔墨技法。因鉴别字画的人总是先看笔画，所以我们首先谈的就是笔墨。势也就是一幅画的大势，看有没有动的精神气势。中国绘画，不论人物、山水、花鸟等，均特别注重于表现对象的神情气韵。故中国绘画在画面的构图安排上、形象动态上、线条的组织运用上、用墨用色的配置变化等方面，均极注意气的承接连贯、气的动向转折，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面上造成蓬勃灵动的生机和节奏韵味，以达到中国绘画特有的生动性。中国绘画是以墨线为基础的，基层墨线的回旋曲折、纵横交错、顺逆顿挫、驰骤飞舞等等，对形成对象形体的气势作用极大。如古代石刻中的飞仙在空中飞舞，不依靠云，也不依靠翅翼，而全靠墨线所表现的衣带飞舞的风动感，与人的体态姿势，来表达飞的意态。又如《八十七神仙》卷，全以人物的衣袖飘带、衣纹皱褶、旌旗流苏等等的墨线，交错回旋达成一种和谐的意趣与行走的动势，而有微风拂面的姿致，以致使人感到各种乐器都在发出一种和谐的音乐，在空中悠扬一般。又如画花鸟、枝干的歌斜交错，花叶的迎风摇曳、鸟的飞鸣跳动相呼相斗等等，无处不以线来表现它的动态。再以山水来说，树的高低歌斜的排列，水的纵横曲折的流淌，山的来龙去脉的配置，以及山石皴法用笔的倾侧方向等等，也无处术表达线条上动的节奏。因为中国画重视动的意趣，故多不愿以死鱼死兽作画材，也不愿呆对着对象慢慢地描摹，而全靠抓住刹那间的感觉，靠记忆而表达出来的。势还包括虚实藏露，形象塑造，以及远近浓淡、大小、设色和整幅的呼应顾盼等，所谓的势，一句话就是构图。如看山水，要看山的来龙去脉，是否自然，明暗的处理，虚实藏露，远近大小是否合乎客观情况。要看一幅人物画中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安排得是否合乎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每个人思想感情表现的如何，衣冠制度有无错误，更主要是看人物的眼神。前人说过：“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还要注意手和衣纹。俗语说：“画人莫画手，画兽莫画狗，画树莫画柳，一画便出丑。”假作品往往在眼、手、衣纹上露马脚，所以要特别注意。看花、竹要注意雨、雪、风、晴和四季。看禽鸟要注意它的飞、鸣、食、宿以及禽鸟的嬉戏姿态。总的说来所谓观其势，就是要看整幅的构图和每件细小个别事物的安置以及形与神的表现。成熟画家无论山水、人物、佛道像以及花鸟等，都经过精密的构思，画面上每个细小的东西都有它的用意。画家绝不能随便在画面上画一件没有意思的东西，甚至连一笔都不能多画。画家在动笔前，思想已考虑成熟，画这件东西来说明什么，这一笔要说明什么，怎么说明，都是经过周密思考才动手的。所以一经决定，即便是细小的东西也要全力以赴地认真去画。因此鉴别字画的人，也要和画家作画时同样注意，否则就会被蒙骗。此外还应注意设色如何，颜色年代的远近。《周礼•考工记》说：“设色之工，画缋钟筐筛。画缋之事，什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合与黄相次。”民间艺人配色的口诀更为形象，如“红配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白比黑，分明极”等等。这种强烈明快的对比色彩，汉代重色壁画，全用此法。在古代的绘画中，除用普通的五彩之外，还很欢喜用辉煌闪铄的金色，使人一看到，就发生光明愉快的感觉。这可以说是五彩吸引的伟力，也可证明东方人民喜欢光明愉快的色彩的特性。到了唐宋以后，水墨画大盛，就以墨色为主色。白是最明的颜色，黑是最暗的颜色，黑白相配，是颜色中一种最强烈的对比。故以白绢、白纸、白壁面，用黑色水墨去画，最为明快，最为确实。又因水与墨在宣纸上形成极其丰富的枯湿浓淡之变，既极其丰富复杂，又极其单纯概括，更有自然界的真实色彩所不及处。故画家则以水墨为上，所以中国的水墨画，才是画的主流。
每幅画的思想内容也要注意，虽说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封建社会的作品，尤其是人物和佛道画，大多是封建的或迷信的，但也有不少具有民主性的东西，这也应予注意。就是封建迷信的作品，也要看它用什么方法把封建迷信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表达的是否恰当。这些一方面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另一方面这里也说明作者功力深浅以及成熟与否和成熟到如何地步，作为判断真假优劣的依据。
认识笔墨技法的同时，更要注意笔墨的年代的远近。年代越远，笔线的粗细收缩的就越显著，加上纸绢本身也收缩，当然笔线也就跟着一同收缩，这是物理常态，因此笔线就比初画上时细一些，因而也就显着坚硬一些。墨色也因年代远而显着柔和，不像新墨色那样刺眼，并且能深入到纸绢的肌里。认识笔墨年代远近的方法，就是要经常把年代远近不同的字画上的笔线和墨色作比较，反复的无数次的比较，就能使我们逐渐认识年代的远近了。
关于笔墨技法的鉴别，基本上都提到了，我们把它摆在首要的地位，目的是引起鉴别字画的人们注意。至于怎样认识它，必须在比较、鉴别的长期的反复实践中去体会，才能达到真正认识真假好坏，作到从真假杂糅中去伪存真，作出正确的结论。大家若要对笔墨技法作进一步的了解，可参看俞绍宁先生编的《画法要录》中笔墨一章。
（二）风格
风格二字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常用于文学艺术方面，一般是指文学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互不相同的风情、格调、趣味等特征。形成绘画及其他艺术上风格不同的因素，至为复杂，较为主要的约略有以下诸点：
1．地理气候的关系
地理气候自然环境对于艺术风格往往有直接的影响。比方说英国气候多雾，雾气笼罩下轻松迷糊的形象，宜于水彩颜色的表现，就曾造成了英国水彩画上的特殊发展。又如我国黄河以北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多重山旷野，山石的形象轮廓多严明刚健，色彩也比较单调强烈，所以形成了北方的金碧辉映与水墨苍劲的山水画派。而我国长江以南一带，气候温和、空气潮湿，草木蓊郁，景色多烟云变幻，色彩多轻松流丽，山川的形象轮廓，多柔和婉约，因之发展为水墨淡彩的南方情调，而形成南方山水画的大统系。
2、风俗习惯的关系
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习惯的形成，是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俗语说：“南方每苦热，希葛产于越；北地每苦寒，狐裘出天山”。风俗习惯的形成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表现在绘画形式上的不同风格，又往往是不同风俗习惯的反映。例如古代希腊，气候温热，人民强壮好武，崇尚健美的体格，故造成了古希腊雕刻的空前成就。又如印度，地处热带，男子喜戴白帽，女子喜披薄绸，并习惯于赤足露臂，以适应热带的环境。反映在绘画或雕刻的佛像上面，也自然衣纹稠叠，紧贴在肉体上，与中国黄河流域宽饱大袖的风习完全不同，与新疆内蒙等地少数民族身披羊皮袍，脚穿长统靴的风习更为异样。西藏民族为适应多变的气候，常穿皮袄而脱出一只袖子缠在腰间，以为忽冷时穿上之便。而在跳舞时常将缠在腰间的袖子拿在手中作为道具，进而也就成为他们舞蹈艺术中的一种特色。
3．历史传统的关系
文艺上的形式风格，是脱离不了历史传统辗转延续的影响。例如中国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向来是用线条来表现对象的一切形象的。因为用线条来表现对象，是最概括的一种办法，是合于东方民族的欣赏要求的。固此辗转延续地直到现在，造成了中国传统绘画高度明确概括的线条美。反过来说，没有历史延续的积累，也无法完成中国绘画在线条运用上充分发展的特殊成就。其余如用色方面，透视方面，构图方面等等，都与历史传统辗转延续有分不开的关系。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词、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就更和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紧密地相联系，也是很自然的。
4、民族性格的关系
民族性格是各有特点的。比方说西方民族多偏于奔放和外露，东方民族多偏于平和与内在。诸如这种民族性格的差异在各国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风格上造成不同的民族特色。例如印度的舞蹈就和西欧的舞蹈大不相同，和非洲的舞蹈又完全异样。从绘画上看，西方的绘画多追求外观的感觉和刺激，东方绘画多偏重于表现内在的神情气韵，意境格趣。从范围小一些的地域差别来看，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天气寒冷，人民习于骑射，体质粗扩强壮。长江以南，多河流湖泊，天气温和，人民性格显得较为细致文静。历代以来，以诗歌来说，如《敕勒歌》、《易水歌》，慷慨激昂，自是出于塞北燕赵人民之中。而如《归风送远操》、《江南弄》、《西洲曲》，情韵缠绵，出诸南方文士闺秀之手，是十分显然的。一般来说，刚强豪爽的性格，适宜于粗放大写的画派，文静细腻的性格，适宜于精工秀丽的画派，以利于个性特长的充分发挥。
5、工具材料的关系
油画颜料浓厚而不流动，与水彩、水墨的清新流丽，绝不相同。油画布与水彩纸，同中国的绢帛、宣纸，性质更其两样。各种绘画所用的笔具，也不相同。这种不同，是由各民族的绘画发展史与各地域的自然条件、人民性格相结合而产生的。因工具材料的不同，使用工具技法也就有不同的讲究，从而在画面上也就呈现各不相同的形式和面貌。中国传统绘画上高度发展的笔墨技巧，就是充分发挥特殊工具材料之特殊性能的结果。
风格虽是很具体的表现在书画作品上的一种特征，但又有个人风格、民族风格、流派风格、地区风格和时代风格之别。
什么是个人风格呢？一般说来，一个画家或书法家，从少年到老年，无论他的绘画或书法如何变化，而始终在作品里贯串着一种统一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这个画家或书法家的个人风格。
什么是流派风格和地区风格呢？就是一群画家或一个地区的画家，除他个人风格外，都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流派风格或地区风格。流派风格虽并非一个地区的人．而往往是发生在同一地区，如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他们并不都是扬州人，却同时在扬州，因有共同风格，造形成了这一流派。
什么是时代风格呢？就是在一定时代的书画家，除了他个人风格外，都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统一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风格。如清朝初期、中期以及末期的字画分别具有各时期的统一基本特征。不管是大写意和工笔以及山水、人物、花鸟等都一样。中国幅员这样广大，但不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区的距离如此遥远也都是这样。个人风格、流派风格、地区风格、民族风格以及任何体裁都受着时代的局限，也就是都反映着时代精神。任何书画家，不管他是临张三或摹李四，但谁也逃不出时代的局限，这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如清末上海画家任情挥洒，北京画家的规规矩矩，在个人风格和地区风格上可以说相距很远，但一看便知都是清末时期绘画，这就是他们在作品上都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时代风格。鉴别字画时，时代风格是最重要的旁证。所以富于鉴别经验的人，首先要注意时代风格，否则要把元朝的画看成是唐代的，把清朝的画看成是宋朝的。不过在两个朝代更替时期的时代风格是很难看出来的。如唐末五代初，五代末北宋初，南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时代风格就是如此。因每个朝代的更换，总有前一朝代的书画进入后一朝代，也就很自然的会影响后一朝代的书画风格。并且后一朝代的政治和经济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就是改变了，也不能立即反映到书画上来。每个朝代的更换都是这样，不过时间有长短的不同就是了。
研究个人风格，最好先找到一个画家或一个书法家的几件作品来，细细的研究他的用笔用墨的规律和他对形象塑造、构图、设色等特征，反复比较，很快就会认识这个画家的个人风格。如有条件的话，最好找到一个画家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来，详加比较、推敲和研究，找出他的笔墨、构图、造形、设色等基本特征和规律来，这就更容易认识这个画家的个人风格。最好再找一些假作品来互相比较，为什么这样就是真的，那样就是假的，真假作品经常在一处比较，认识这个画家的个人风格就更快。对流派风格和地区风格也要用上述方法来经常地反复地比较研究。
认识时代风格，比认识其它问题难一些，因为时代风格就表现在这一个时代的不同地区、不同的个人的极端复杂的作品上。中国幅员这样辽阔，同一时代的画家又很多，这些画家所处的地区以及每个画家的阶级、社会地位、师承和用笔方法、思想情感等都有所不同。但无论写意和工笔，用墨和设色以及种种体裁和题材有多么大的差别，但谁也逃不出时代的局限。这种时代局限性，就是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反映在绘画上，就是时代风格，这又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一面。时代风格是具体的客观存在，这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就存在于字画的本身上。认识时代风格，也和认识个人风格一样，最好多找几幅不同时代的作品，多次的反复比较，看得多了，自然就体会出各个时代不同风格的统一的基本特征来，不过认识时代风格要比认识个人风格看的作品要多才能体会出来。
（三）韵味
韵味也叫气韵、神韵，现在人们往往简单的称之为“味儿”。在鉴别时基本上根据韵味的薄厚来判断好坏真假和规定一幅画的价值高低。韵味也是很具体地表现在字画的本身上，也就是表现在笔墨上，并且是鉴别真假的重要的根据。那么韵味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过去有一句话“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绘画是一种形象语言，通过绘画形象来说明问题，若在形似之外哪里还有画呢？这里说的是形似之外求其画的这个“画”字，就是指的韵味。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对于韵味解释得很多，大都是玄乎其玄，若用现在话来说很简单、韵味就是艺术性。从前论画书籍中还没有艺术性这种名词，谈论绘画的好坏，总是说笔墨的好坏。笔墨的好坏，并不决定于用笔的生熟、快慢、粗细以及繁简等，而是取决于味的厚薄和有无。
对一幅画的艺术性来说，应从整体看，包括形象的塑造和构图设色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看对主题思想是否很鲜明、很生动、很突出的表现了出来。而国画却单提笔墨，笔墨的好坏又决定于韵味的厚薄，当然其它方面也应注意，不过远不如对笔墨和味儿的重视，而韵味的有无和薄厚，就表现在笔墨上。国画用笔墨和韵味代表艺术性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画是用线条勾出形象，因此对线的画法就必须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要求绘画上的线和书法相同，所以就提出了书画用笔相同和书画同源等理论。并创造了用单一的墨色搞创作——水墨画。这点在世界画坛上是很独特的。对线的要求除轻重、疾徐、曲折、顿挫以及墨的浓淡、干湿种种复杂变化外，更主要的就是要有韵味，通常也叫笔墨趣味。但笔墨上的韵味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据记载吴道子画佛头上的圆光都不用圆规，总是用手拿着笔，把胳膊一抡就画出圆光来，这样画的线就活，就有韵味。韵味要表现在一幅画的各个方面，对一幅画意境的要求也是如此。一幅画的意境要含蓄，要有诗意，并要诗情画意相结合。唐朝王维尝有诗云：“诗中有画画中诗，诗思入神画更奇。”苏东坡也说：“吟摩诰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诰之画，画中有诗。”宋朝人还进一步提出了“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相表里”等主张。对意境的这种要求，就是画要含蓄，看完后要有回味的余地，一幅画没有些微的画外余意，使人看完后立即忘掉，这种画就不是好画，就没有艺术性和感染力。
最后再谈谈题款和钤印的韵味。绘画是用色彩或单色在纸、绢、布等平面上造型的一种艺术，不像综合性的戏剧那样，能曲折细致地表达内在的思想与情节。绘画的这种局限性，往往需要用文字来作补充说明。世界上的绘画大多有画题，这画题亦就是一幅画最简略的说明。此外往往还有署名及创作年月。然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不同之点，是西方绘画的画题，往往题写在画幅之外，而中国绘画，则往往题写在画幅之内。不仅在画幅中写上画题，还逐渐发展到题诗题、文跋以及画面的种种说明。同时为便于查考，都题上作者名字和作画年月。印章也从名印发展到闲章。中国绘画的题款，不仅能起到点题及说明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丰富画面的意趣，加深画的意境，启发观众的想象，增加画中文学和历史的趣味等作用。中国的诗文、书法、印章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在艺术性上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题款和印章在画面布局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唐宋以后，如倪云林、残道人、石涛和尚、吴昌硕等画家往往用长篇题款、多处款，或正揩、或汉隶、或古篆，随笔成致。或长行直下，使画面上增加生气；或栏住画幅的边缘，使布局紧凑；或补充空虚，使画面平衡；或弥补散漫，增加交叉疏密的变化等等。故往往能在不甚妥的布局上，一经题款成一幅精彩的作品，使布局发生无限巧妙的意味。又中国的绘画，种类形式繁多，种类则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梅兰、竹石等等；形式则有工笔、写意、水墨、重彩、双勾、没骨、白描、浅终以及兼工带写，等等。因种类形式不同，画面上亦呈现各种风貌与格调。工整着色的人物、山水、花卉，宜于题写工致的小楷，须整齐而有法则。工整的白描人物，白描花卉，也是工致的小楷为宜。如不长于工整的小楷，题写小篆书或小隶书亦可。兼工带写的山水人物以及工兼带写的浅绛山水，以题写小行楷为适合。但字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写意的着色山水、花卉和人物，宜于题写稍大的行楷或草书，须随便得宜，自然而有矩度。不工行草，题写稍大的篆、隶也可。大写的人物、山水、花卉以及梅、竹、兰、石等，宜于大行、大草或篆、隶，如行云流水，行其所不能不行，止其所不能不止，恰到好处，方为得体。要做到此点，确实有困难，不但在书法上要有大功力，而且要在题款经验上有高度的熟练手法，方可做到。又画上所画的意趣，如系大气磅礴者，题款的书法，亦须大气磅礴。如系质朴古拙者，亦须质朴古拙，方能谐合、统一。题款的字，比较密为宜。即字与字须较密，行与行亦须较密。行短而字数多的，系模题式；所题的辞句如系篆书、隶书、小正楷书，则须齐头与齐脚；如系较大的行书、草书者，可齐头不齐脚。双行或三、四行而行长的，要采取直题式；不论篆、隶、行、草，均宜齐头齐脚。年月及作者姓名略低于辞句，脚宜稍拖下于辞句，字亦略小于辞句。上款可与年月日齐头，不宜过高过低，如《小山画谱》所说：“如有当抬写处，只宜平抬”，这就是古画中一般的题写办法。
款的题法，可说是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关于这方面的形式美，可多看古名家的款识，多比较，多研究，自然能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收获。然而作伪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常识，往往会露马脚的。
古代的书画家们，在书写完一幅字或画完一幅画后，须题款，款题毕，然后再钤盖图章。开始钤盖图章时，原与签题作者姓名的作用相同：表明自己的创作权。众所周知，我国绘画上的底色，向来是用白色，到现在还是这样。又我国的绘画，一直以墨色为主，颜色为辅。至唐代以后，尤重墨色，致使画家有以水墨为上的总倾向。纸、绢、帛尚白，墨尚黑，印章尚红，于是书画家们才发现图章的色彩，系深红有刺激力的朱砂，这种色彩，常能因对比的关系，极有力地提起全画面的精神。因此印章的大小，印文的疏密，以及印章形式的方圆，镌刻的精雅粗拙，印色的鲜明暗淡等等，无不与画面上发生直接的关系。故《溪山卧游录》说：
图章必期精雅，印色务取鲜洁，画非借此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为白壁之服。
古人名款下用章，往往用两方，一方字章，多刻朱文，红色较轻，一万名章，多白文，红色较重。章面大小相同。钤盖时，往往名章在上，字章在下。这种用法，一则两章面积大小相同，同时并用，殊觉呆板而少变化。《松壶画忆》云：“印章最忌二方作对”，即是此意。二则书画是坚挂着看的，印章以上轻下重为适目，红色较重的白文印在上，红色较轻的朱文印在下，使人觉得有头重脚轻的毛病。横题式的款，每行字数总不很多，名下盖章，往往只一方已够，至多则用二方。直题式款每行字数较多，直行长，故钤盖印章，依行势的拖长，往往可用两方，也有多至三方、四方的。三章中，第一方可用圆章，或长方意；第二方可用长方章，或圆章，小方章；第三章可用正方章。下章稍大，中章上章稍小，朱文白文，也须要作适当的配合。三章钤盖一直线上，须正直，每方的距离，以稍大为宜。印章的大小，应与款字大小成比例，或小于款字。清孔衍栻《石村画决》说：“用图章，宁小勿大”。然八大山人所作的画，往往画材简略，却有大于款字甚多的图章相配。此又一例，不能全以“宁小勿大”四字去范围它。
画角章又称压角章。章面常比普通名号印为大。以正方形为主，长方形次之，圆形较少。画角章，是用于画幅下两角的一空角上，以补角上的空虚。而色彩方面，也往往和题款处的名章相对照。也有用它钤盖在山石树根等实处，使山石树根增加变化，与部分彩色相调合。也有特殊布局，钤盖在上两角空虚处和实处的一角者，与书法中的引首章相似。画角章，多刻旧诗文句，也有刻别号及楼、轩、斋、馆等名称的。加刻旧诗文句，须与画面相关联，清高其佩所用闲章上的诗文句，就斟酌得恰到好处，他在《指头画说》中说：
公用图章于书画，必与书画中意相合。如临古帖，用“不敢有己见”、“非我所能为者”、“顾于所遇”、“玩味古人”等章。画钟馗像，用“神来”，虎用“满纸腥风”，树石用“得树皮石面之真”，鱼用“跃如”，偶画痴聋音哑及犬豕等物，则用“一时游戏”或“一味糊涂”等类，余多仿此。市人不知此意，乱用闲章子赝本，已属可笑。甚至以“乾坤一草亭”、“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擅加于真迹空处。好事者某，以径八寸“子孙永保”章，印于公画正中，岂不大可哀也夫！
引首章，多长方，则用于书法幅面开首处第一二字间的边上，与下左角题款名章相对照，故叫引首。画面上题长款时，也间有在题款开首处钤盖引首章，与题款名章相对照，不过如此用法，为数极少。凡此种种，可多参考古人钤盖印章的办法，加以详细推敲研求，自然心领神会而增加对伪作的识别力。
正因为中国印章的颜色为红色，鲜明热烈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或二方的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引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呼应，画材与画材承接气机以及补足空虚，破除平板，稳正平衡等等效用，而使画面更丰富，更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所以古今书画家所用的印色，多红厚可爱，故刻印家与书画家之于上好印泥每极为珍重，不惜重金致之。
印泥之色，以鲜红略带紫者为佳。过红、过黄、过紫均非正色，红则甜俗，黄则薄弱，过紫亦失之暗浊。朱砂之色以鲜红略带微紫，并经久不变为上品，故印泥色料以朱砂为正宗。印章染泥时，要多观察印面上染泥的厚薄，太薄则不浓，钤在书画上无精神，太厚又使印文粗细改观。作伪者是不大讲究这一套的，所以有关印泥问题也要细细看，里面也大有学问。
韵味既如上述，是否和前面所谈相冲突呢？其实并不冲突，这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那么我们怎样认识它呢？这也和认识风格一样，就是经常在鉴别实践中反复比较反复对照。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各地博物馆经常有展览，都是学习鉴别的最好机会，也是认识韵味、风格等的最好机会。必须先看一看各个朝代的绘画的总的风格面貌，然后再相互比较，最后再有重点地选择几幅比较典型的作品，详细地比较形容，就会逐渐有所认识和体会。同时最好再找几幅其他人的绘画相互比较着看，认识就会快一些，关于韵味问题，还可参看俞越园先生编的《画法要论•气韵》。
二、书画鉴定的全过程
鉴别旧字画，并没有什么神秘，首先看字画本身的笔墨、风格、韵味、落款字体及其格式、印章篆刻的特点、印油的色泽等等。其次是各方面的辅证材料，诸如质地（纸、绢、绫）、题跋、收藏印的真伪以及装潢形制等等。下面我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来说明书画鉴定的整个过程。
元代柯九思《清秘柯墨竹》轴这幅画是柯九思为倪瓒画的，“清秘阁”是倪瓒的斋号。该画款云：“至元戊寅十二月十三日留清秘阁因作此卷，丹丘生题”。下钤“柯氏敬仲”朱文方印，四角均有柯九思印记，左上角为“敬仲画印”朱文方印，左下角为“锡训堂章”白文方印。右上角为“奎章阁鉴书博士”白文方印，右下角为“训忠之家”白文方印。这幅画上柯九思的印章就有五方，这在他的其它作品上是少见的。此画的有中下部有倪瓒的收藏印两方：“倪瓒之印”白文方印、“经鉏斋”朱文方印。从画竹的风格来看，具有浓厚元人气息，竹本挺拔而又含蓄，竹叶先用淡墨而后用浓墨，石头以圆形画成，完全是元代的风格。画上款字的书法字体与柯九思的其它作品上的字写法相同。质地纸为精制的粗帘纹纸。
从流传过程来看，明代中期为项元汴所藏，钤有项氏印章三方；明末为归来（希之）所藏，钤有“希之”朱文方印；清初为卞永誉所藏，钤有卞氏“式古堂书画”等收藏印四方；后来为安歧（仪周）所藏，钤有“仪周鉴赏”白文长方印；再后为清宫收藏，钤有乾隆五玺，并有乾隆题七律诗一首，最后为庞元济收藏，钤有庞氏收藏印一方。
这幅画从各方面来看，没有任何疑窦，而且流传有绪，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件作品确系柯九思真迹。
明代沈度楷书《送李愿归盘谷序》轴
该轴上端隶书二行《唐韩文公送李愿归盘谷序》，下部楷书《送李愿归盘谷序》全文，款云：“云间沈度书”，下钤“沈氏民则”白文方印、“沈氏书印”白文方印、“玉堂精致”白文方印等三方印记。沈度是明初的著名书法家，他的楷书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台阁体”书法，这幅字轴就是用这种字体写的。明以来由于科举取仕重视书法，字写得不工整，主考官连试卷都不屑一看。因此读书人写字唯求端方拘谨，横平竖直，呆板齐整，一字万同，写得像木板、铜字印刷的一样，这就叫“台阁体”。从印章篆刻形状格式和印油色泽来看，也符合明初“锤头式”印文及印油色泽较淡的时代特点。质地纸为粗帘纹加粉浆的大金片纸，因此字上有脱浆脱墨痕。本幅和裱绫上有梁清标的收藏印六方。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从字体风格、印文篆刻形式及印油色泽来看，均符合明初的时代特点及沈度个人的特点，因此我们也可以断定，这幅字轴是沈度的真迹。
上面是鉴定书画的两个有典型代表的实例。是不是鉴定每一件都要按照上述的例子为标准呢？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因为我们所鉴定的书画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件书画都有其具体的条件，对不同类型的书画实物，必须做不同的具体分析。我们再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
该画本身无款，隋代的画现存只此一件，并无第二件可资参考，因此也就失去了比较时代气息和书画家个人风格的依据。此卷前隔水有宋徽宗标题“展子虔游春图”六字，下钤“双龙”朱文方印，卷上下角骑缝处有“政和”、“宣和”、“宣龢”三印，前黄绢隔水前端有“御书”葫芦半印，后黄绢隔水后端有“政和”朱文半印。这种装裱格式是北宋宣和装，只是天头绫、后尾纸被人割去，主要方面尚属完整。
从画的风格来看，山石只钩轮廓而无效法，树木钩边无鼓而填储色，画风古朴。
有些专家对这幅画的时代问题提出了疑问，其论据主要有两点：一、人物头上的软扎巾带，初唐还未下垂，要到唐代后期才会有这种下垂的形式。二、房脊上的装饰剑把的形式，要到晚唐四川大足北山的石刻画的建筑中才能见到。
但是，唐代早期的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中人物的软扎巾带也是向下垂的，可以说明初唐时已经有了这种向下垂的软扎巾带。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还未见到新的材料，所以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初唐时房脊上已经有了这种装饰剑把的形式。因此，从画的风格、色彩、质地等方面来看，决非五代以后的人所作。也许它就是《宣画谱》中著录那件展于虔的《游春图》，也许是晚唐人的仿作。鉴定这件作品，除了画的时代气息外，其它各方面的辅助条件，都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明代蒋嵩《山水人物》卷
最先看到的一段为墨笔山水人物，前端下部有伪高凤翰款。从画的风格来看，是明代中期的作品，纸确为明代纸，所以一些专家只好定名为《明人墨笔山水人物》卷。后来又看到一段明人山水卷，其上有“蒋嵩”款。同以前看到的一段放在一起，画法及纸的高度均一模一样，只是有“蒋嵩”名款的那一段稍黑一点。然后将这两段合在一起，定名为《蒋嵩山水人物卷》。为什么这两段画纸的颜色不一呢？这是因为该卷在很早以前就被裁开，有高凤翰假款的那段裱成卷，所以比较干净些，而有蒋嵩名款的那段无裱，就显得黑了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比较容易理解。
元代朱德润《秀野轩图》
此卷是朱德润为周驰（景安）画的，是朱德润画得较好的一幅作品。本幅后有周伯珂等二十一家的题跋，题跋者为作者和上款人的朋友或亲戚，最末一个题跋人朱吉系朱德润的儿子，他是应周驰的女婿何幼澄之清而题跋的，此时朱德润、周驰及其它题跋人均已死去。这样的题跋很重要，它不但保证了这件作品的可靠性，而且将它的创作过程都记述得清清楚楚，不同一般的题跋。它不但对鉴定真伪提供了依据，而且对我们研究这件作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字材料。
《兰亭序摹本》神龙本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河序》、《禊序》、《楔帖》。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兰亭修拔楔之礼，作诗兴乐，其时诗集序文《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草稿为行书，既成后，数度誊清，均不及草稿，遂不再誊清。唐太宗极好王羲之书，竭天下之力搜之，但《兰亭序》为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所秘藏，不肯献出，太宗使侍臣萧翼诈取之，其事后人遂以小说传于世。唐太宗极心爱《兰亭序》，遗言与他陪葬昭陵，致使真迹永远散佚。太宗在世时，属命侍臣摹拓以赐近臣，所摹者使刻之于石，或使临摹传之于世。以后临摹者面目各别，又再三临摹，故种类复多。现行世者，自“开皇本”（刻于唐临摹以前）始，著录者有“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半印本”、“褚摹本”、“洛阳富本”、“赐潘贵妃本”、“颍上本”、“冯承素本”、“薛稷本”、“落水本”、“游似本”、“王枕本”、“东阳本”、“上党本”、“米氏袖珍本”、“独孤长老本”、“国学本”、“薛绍彭本”等。1965得《文物》第六期上所载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确定王羲之《兰亭序》为后世依托，指为隋智永所摹写，其序文亦经后人篡改。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见杨震方：《碑帖叙录》）。
神龙本卷的题跋特别复杂，有部分记语题名是拼凑的，第一段题跋纸上是北宋许将等人的题名。第四段题跋纸上有元代天历二年（1329年）、元统乙亥（1335年）吴彦辉（炳〕题名，王守诚元代至正乙酉（134年）、吴炳至正丁亥（134年）题名一行都是由吴炳藏石本剪下来拼凑上去的（吴炳藏石本见于明代朱存理《铁网珊瑚》卷一著录）。此卷上的南宋人永阳清叟和元人赵孟頫二跋也系拼凑上去的。因为赵跋于元代元贞元年己未（1295），比郭跋于元代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年）恰恰晚了两年，由于赵跋连于南宋人跋纸上，所以反而居于郭跋之前了，何况更无项元汴之前的骑缝印，显而易见，拼凑上去的时间当在项氏收藏之前。除去这几段题跋纸外，此卷还有元代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代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的题跋记语，这些题跋记语均真，并且都是题这件作品的。
通过对这几件书画作品鉴定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的个人风格是鉴定的主要依据，但其它各种辅助材料也不能忽视，有些辅证材料往往对书画的真伪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尤其是在画和书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无法判明验证的情况下，往往就只能以各项辅证材料来做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了。
下面再来着重谈一谈书画家的个人风格问题。
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因此他们的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不易看清楚。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他们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就能看得很清楚。如王翚生于明代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死于清代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年），活了八十六岁。他由十几岁开始学画到去世，艺术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岁以前为早期，四十岁至六十岁为中期，六十岁至去世为晚期。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早年多为师法、继承、临摹古人的作品；中期的作品结合着前人的艺术传统但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晚期的作品大都呈现着自己独具的艺术面貌，也有少数是临摹古人的。不同时期不但画的风格不同，落款的书法字体和所用的印章也不同。我们通常见到的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作品，三十岁以前的作品很少见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王翚《仿古山水册》共八页，全都是仿宋元各家的，款云：“丙申九月为庶翁老词宗画于虞锦峰书屋，王翚。”下钤“王石谷”朱文方印。款字的写法与他一般的作品不同，几方印也与通常见不到的不同，如“又字石谷”椭圆朱文印、“象文”白文方印、“石谷”朱文方印、“王翚私印”白文方印这几方印章，在现存王翚的作品上还未见钤盖过，是比较少见的。款中的干支是丙申，王翚二十五岁和八十五岁时都是丙申年，如果按八十五岁老时的作品来看，就可能将它看成是伪品，如按早年二十五岁的作品来看，则是符合规律的。但一般的博物馆或图书馆设有王翚二十五岁左右画的其它作品可资比较。考王翚二十五岁时正在王鉴处学画，所以他那时作画的笔法中必然带有王鉴笔法的痕迹。这一本画册与王翚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技法都有不同，但却近似三鉴的笔法，技法虽不太好，但却很自然，字也落落大方，自然流畅，并不板滞拘束，是青年人写字的风格。根据以上分析，故宫藏的《仿古山水》册确系王早年的作品。这就是有分析地、辩证地用书画家个人风格进行鉴定的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郑板桥极倾倒徐青藤，他曾刻有一方印章说：“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板桥有些作品的笔法也有青藤笔法的痕迹，但他虽倾倒青藤，深习青藤，而能变青藤的风格为自己的风格，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近时最有声望的齐白石老先生，一向极倾倒吴昌硕，他曾咏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击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齐老先生的绘画所以被人们重视，就是因为能从青藤、八大山人、老击三家门下，转出自己的风格来。否则学王鉴似王鉴，学青藤似青藤，学八大山人似八大山人，学老岳似老岳，这就成了一个绘画复制人员，而无多大意义了。然而从历史上看，从事绘画的人，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是不容易的事。因为个人往往要受到智力、学力、功力及各种环境条件的限制。在成千成万的画家中，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地创造出自己的特殊风格来，并为画坛与社会所肯定，为历史所承认。而这特殊风格的成就，进而为其他人所学习模拟，又由学习模拟，成一时的风气，而渐渐造成一种流派了。又由这咱所成的流派辗转学习创造，推动整个民族绘画逐渐进展，不断变革，而能推陈出新、不断前进。这不仅是绘画向前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各种文艺形式向前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我们切莫把书画家早年摹仿前人之笔而没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品看成是伪品。
为了使初学者对书画鉴定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对如何鉴定伪本书画也举几个实例：
明代薛瑄《越中帖》书札
为了鉴别这件作品的真伪，必须首先对作者本人和书札的时代气息有所了解。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死于天顺八年甲申，享年七十六岁。字德温，河津人，永乐十九年进土。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是明代初期的一个大学者，当时名望很高。古人在书札上冠姓名是一种庄敬客气的表示，就我们所见到的书札实物来看，一般说来有写姓名不具姓和写上整个姓名的两种，除此而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即有些老年人在写给晚辈人的书札上，偶然有写上字号和别号的，但这种情况不常见。明代末期，名是两个字的人，在书札的落款上，往往只写后一个字，如黄道周姓黄名道周，他写的书札，其名款只落一个“周”字；又有一种写法是在名下加一个“生”字。我们还是以黄道周来举例，他的有些书札，名款就写成“周生”。这样的写法，在前代人的书札中，从未见过。
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有许多书札正文的前面出现了单帖“名刺”，本文称作“副启”。由于写信人在书札的“名刺”上已经写上了名字，所以在“副启”上就不再具名，只是在正文的最后写上“名正肃”三字，表示自己的名字已经写在“名刺”单帖了。单帖和副启间往往钤上书信人的一枚骑缝印，后来由于单帖佚去，所以有些书札就没有书写人的名款了，但大都仍还有半印留在副启上。这种书札正文前面有单帖“名刺”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而南宋时期官场往来的“劄子”（公文书犊），流行的时间比较短暂，北宋时尚未见流行，南宋覆灭后这种形式也就消失了。
此外古代书札写完以后，邮递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官方的公文书信还可以通过驿站一站一站地传递下去，私人的书信一般就不可能这样做了，要托使人捎带。为了防止捎信人在书札上另外加其它的文字，书信人总是在书札的末尾写上“谨空”二字，表示后边已是没有文字的余纸了。这种习惯就我们见过的书札来看，大约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元代。明代万历以后直到清代顺治年间，书信人又用“冲”或“左冲”来表示书札的正文到此为止，所剩为余纸了。冲者终的谐音也。掌握了这些常识，就可帮助我们解决这通书札的真伪问题。
第一，薛瑄是明代初期的人，但这通书札的字体是流行于明代晚期的一种行草书体；
第二，此通书札的末尾有个“冲”字，如上面所述，这种形式在明代万历时期才开始出现，薛瑄生活的时代，书信人尚没有在书札的末尾上写“冲”字的习惯。
根据以上二点，我们可以断定，《越中帖》决非薛瑄的真迹，而是明末人凭空臆造的赝品。
元代颜辉《煮茶图》卷
该图为细笔白描纸本绘画作品，与平常所见颜辉的绘画风格不一，图上无款识，只右上钤“秋月”小印，左下钤“颜辉之印”方印。图后为藏经纸题识，行草书韩愈诗不录，题云：“选来阴湿，手腕作痛，不能为书，而漫峰特揭此篇命予录之，强勉执笔，秋月识。”下钤颜辉的印章，印文及印泥色泽均与画本幅上的一致，但惟“秋月识”三字与前面请字相比稍有差异。此图曾为张伯驹老先生收藏，今藏吉林省博物馆。张氏在《丛碧书画录》上有过著录，并认为：
予断为北宋人画而为漫峰所藏者，倩辉为书昌黎诗，不然手腕作痛强勉为行草书，而何能作细笔画耶？至行草书一望而知为元代在野派之书法……。
从字的风格来看当为明代陈道复所书，但末尾却又款署“秋月”，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上头，作伪者利用藏经纸比较厚实光滑，不易渗墨的特点，将陈道复原写的款字洗去，又加钤了颜辉的假印章，为了迷惑鉴定的人，作伪者又将该假印钤在了一幅无款的绘画作品上，并将这冒充颜辉名的两件假东西装在一起，从而将陈道复的真字卷冒充成额辉的真迹书画卷了。由于画本幅上的印章与后尾藏经纸上的印章篆文和印色均一样，所以颇能欺世。张伯驹老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大收藏家，鉴定能力很强，但对这一件作品却看走了眼”。实际上，在鉴定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精神不集中，身体欠佳，心绪不好，不想作过多的考证等等，对一件作品的误断，也是不足为奇的。
宋代赵佶《王济观马图》卷
此图为绢本工笔设色人物画，本幅左上方钤双龙骑缝印，瘦金体书“王济观马图”五字。图中人物形象比例失调，线描比较笨拙，女人的胳膊画得较小，几个男人的手、脚，画得生硬臃肿，不合法度，显示出作者缺乏功力，艺术技巧不高。另外此双龙方印与宋徽宗的双龙方印有所不同，显而易见是翻刻的伪印。《王济观马图》五字也缺乏赵佶瘦金体书法的神韵，显然是作伪者随手挥写的。绢地经观察，不是宋绢，而是流行于元代，直到明代仍见使用的一种比较细密的画绢。根据上述的各种原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件作品是明人制作的“苏州片”，作伪的手段也不高明。
清代郑燮《兰竹》轴
此图为纸本水墨兰竹，画左方石头空白处有“板桥”名款和“郑燮之印”朱文方印，左下方有赵之谦题语并印识。
这是一幅赝作，作伪者虽然把握住了郑燮画石头很少点苔的特点，但石头的画法平淡无力，没有层次感，因而缺乏浑厚凝重的气势。兰叶画得十分零乱，不合法度。竹叶的表现方法缺少变化，画得杂乱无章，几乎成了一片墨团。郑燮是一个画兰竹石的专家，即便是漫不经心的应酬之作，也决不至于差到这个样子。“板桥”伪款虽力仿郑燮的字体字形，但仿得极不成功，连形似也没有做到，更不用说神似了。朱文“郑燮之印”篆刻十分生涩，当为翻刻的伪印。画幅有下所谓赵之谦的题语和印章，又都缺乏赵之谦书法和篆刻的浑厚刚健的金石趣味，而在有些笔画上，却又使我们看出这段假的赵之谦题语，与“板桥”的伪款均系一人所书。“赵之谦印”小方印与“郑燮之印”方印的印泥色相同，更证明这两方印几乎是同时钤盖的。
最后。对于下列的几个问题也不要忽视：
第一，字画的装潢。无论是立幅、屏幅、对幅、横幅、手卷、册页，或是对联，一般规律是：大多数真的、好的、名贵的字画，其装潢总是相当讲究或比较精细的。但也不能忽视装潢不好的。因为往往外表破损的，却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好字画。
第二，要看字画的内容。即看写些什么，画些什么。字要着写的是诗、词还是文赋？画要看画的是山水、人物、花卉、花鸟，或是飞禽走兽？看山水要看是溪水、雨岚或是烟峦？看人物是仕女、释道还是影容？看花卉，要看画的什么花，要能叫出花的名字来，若叫不出具体的名字，可统称为花卉。看飞禽走兽要看是什么禽，什么兽以及用何背景来衬托，是松鹤、柳荫或是牧牛等等。
第三，看用什么颜料画的，画在什么材料上。是水墨或是其它，设色是金碧、青绿还是浅蜂。材料是纸、绢或是缓。
第四，看画的作者是谁。画的作者可从字画的题签和画上的题跋上去查。一般在字画外面包首上都贴有题签，收藏家多在它的上面标明那个作者的姓名。如果没有题或原题脱落，就必须从字画上题款和跋语上去看。一般题款看上款和下款。上款是作者给字画对象的名号和称号，如某先生教正之类，上款都写在字画的右面，行抬得较高。下款作者自己的名号，有时还带上姓。但上款除了皇帝赐给臣属以外，俱不带姓。否则就对对方不礼貌。下款写在字画的左面，行抬得较低。有时作者把自己的姓名写在给字画对象的姓名之前，如某为某作。对晚辈一般都采取这种格式。倘若上款和下款不是署的作者姓名而是别号的话，还得通过工具书查出书法家或画家的真名。如果说一幅画或一幅字没有题签或原签遗落，或上下款皆查不到作者姓名，还可从下款下盖的印章和后人的一些题跋上去寻。想尽一切办法都查不出作者的话，只得以佚名、古代、古人、近人等名目处理。最后才决定这件字、画是否值得保留。一件字、画的取舍，首先要看作品的好坏。从审美观点出发，用个人的艺术眼光，再参照前贤的评论来决定。
通过上述的程序，我们对某一件字或画便完成了初步的鉴定，而将它登记下来。现再举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程序。如我们见到一件画，它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都是明代的，装潢样式为立幅，画的内容是山水，用的颜料是青绿，用的材料是绢，画的下款是“十洲仇英”，查工具书知仇英是明代有名的画家，根据个人鉴定，认为很有保藏的价值，于是便将立登记为“明仇英青绿山水绢本立幅”。于是鉴别书画的全过程就算结束。
三、书画鉴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在鉴定书画时要防止主观片面性或个人的偏爱喜好。书画鉴定虽只是一种资料整理工作，但它也是一门科学，从事这项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研究，发现和阐明其中真相，以达到辨伪存真，断代无讹的目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古代之物。因此决不能主观臆想，随意假想和一丝一毫的个人偏爱观念。有了这种偏爱观念，鉴定时必然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
第二，鉴定古字画时，态度一定要严肃认真。有些人对鉴定采取高标准，看一件书画必须要十全十美，毫无疑问时才认为是真迹，如果稍有变异不同，就认为是伪品。这种高标准也往往容易将将真迹看作伪品。还有些人采取低标准，看一件作品，如果时代气息大体相似，没有明显的差异，就认为是真迹。这种低标准往往容易伪作当成真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严肃认真地进行鉴定，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决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有些作品情况复杂，东西见得太少，无法比较，文献也缺乏时，宁可存疑待考，暂不下结论，等以后发现了更多的材料，有了充分的证据时再作结论。切忌一知半解就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第三，对无款书画的处理。无款的书画只有鉴定时代的问题。过去有些鉴赏家或收藏家总是将时代晚的定为时代早的，无款的标为大名家的款。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善于集思广益，多听取前人、他人的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如果经过认真研究，确实有据，也要敢于推翻旧说，不囿于前人的谬论，必须加以纠正。若无能力去订正时，则可维持原说。
第四，决定一件字画作品的好坏时，不妨主观一些，尺度放宽一些。宁可留下五十个，甚至百个坏的，也不要漏掉一个好的。要从保护文物的观点出发，留待后人去作更进一步的鉴别。我个人认识是：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多，对新收他们的作品，要求不妨稍高一些；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对新收的作品，尽管不是代表作，也应特别注意收集保管。故宫博物院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将明代高廷礼《云思图》卷收集入藏起来的。高廷礼在画史上比较著名，但我们一直未见他的绘画作品，所以尽管《云思图》卷的艺术水平不高，故宫博物院还是将它收集入藏了。因为作为研究这一画家的有关材料，它还是极为重要的。
第五，某些原有的旧装潢，是研究古代装潢形制的好资料。目前，宋元原裱的书画轴已经不太多了，但宋元原裱的手卷还能经常遇到。那些旧装潢上用的包首、缂丝、织锦、藏经纸引首、尾纸、轴头等，也应作为重要文物保管起来。
第六，各地博物馆和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大名家的作品，对于小名家或没有名气的好作品也要注意收藏。根据老一辈鉴别字画的经验，没有名气的，绝对没有假的。其实不然，名气小的也有假的，由于一些书画家的名气不大，收藏家往往对这一类字画掉以轻心，于是一些古董商人便乘虚而入，从中牟利。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好的，不论它们作者名气的大小，哪怕是没有名气的，都是引起重视。听说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搜集名气小的或没有名气的书画家的好作品，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文献。从地域文化立场出发，对各省古代、近代书画的作品也应特别留心。就拿陕西来说，陕西远如明代的冯少墟、康海、王九思，清代的王宏撰、李二曲、康太乙，近代的刘古愚、宋伯鲁、刘晖等人的书画应重点收求和保存。甚至近人于右任、寇胜浮、茹卓亭、张寒衫、张洁甫请先生的作品亦须嘱咐持有者勿轻易损弃。
可见要鉴别古书画的真赝，其方法甚繁，的确不易！谁都知道读书有精读和粗读二法。精读者一字、一行、一段都不放过；粗读者就是泛览，先看序言，再读目录，哪一篇最能引起兴趣，就读哪一篇；或一目十行地一掠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