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相互溶融”的画家----陈锦芳

　看到「21世纪版画」(杂志社)送过来陈锦芳先生的作品目录，我真的吃了一惊。那是由台湾省立美术馆出版的「陈锦芳的艺术—新意象派」画册。那是多么大的一次变貌。突然的变化，跟我在巴黎时候所认识他的作品来比较可以说是完全的大改变。这种变化到底怎么来的？

　　陈锦芳和我相遇，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巴黎的事。那时候我们彼此都年轻，而且尚未蓄鬚。也许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1963年的某一天，我们同样怀着腾云大志，他从台南，我从东京出发抵达了巴黎。卸下旅装的我们投入了巴黎大学（La Sorbonne）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四、五年之后，在塞纳河右畔优雅潇洒的国际艺术城内陈锦芳的画室。记得是同样来自台湾的廖修平带我去的。当时出现在面前的年轻陈锦芳给我的感觉是个子小，一身洁白眼镜后面的双眼炯炯有神，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种男人。文质彬彬而稳静的他一下子谈到东西文化时突然变成满腔热情的雄辩家——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从没在我脑海中消褪。

　　他这个人到巴黎来并不是要了解法国，而是想要追寻自己的「根」。当时陈锦芳的画就像是在探求他出生国度的宗教祭祀之源的「菱形」，那极具浓厚咒术本质的造型。他的画室挂满了一些菱形的艺术表现，像贴满寺庙的各种护符，几何形，符咒，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台湾）民间信仰的乡艺变貌作品。大致而言，是陈锦芳1960到1970年代前半期的创作风格。

　　然而当时他该会感到有所气结，无法畅所欲言的地方。面对法国的精神风貌，这种隐微却极具作用，具「文化独自性」之形状的发现，不得不收敛而内化为力量。因此，被抑压的内在创作火苗对于三十年代出生的知性冒险家来说，需要寻找别的突出口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此他飞到新大陆，在那里，这位成功的画家之命运值得我加以思考。

　　与此同时，一种文明对艺术家的作用到底如何，也是值得加以探讨。

　　原来，这件事情，以「中国书法与当代绘画」的论文得到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的陈锦芳先生，是比任何人更像一个现成的抽样。那是在追根探源以及艺术创作之际，其书写论文过程中对「东西文化比较」的研究及深入，不管在画室或在咖啡馆，眼光炯炯，执起笔来在纸上兴奋地画出东西文化比较的符号图形时那种文化评论家的陈锦芳的姿态，让我无法忘怀。

　　对他来说，他没变的部分，该是这种对文化的前瞻视野。

　　其后，对于现代的世界，这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所看到而见证的就是像他所说的，面对「曲线的」、「宿命论的」东方文化，「直线的」、「进化论的」西方文化之崩溃坏损的过程，就如从越战到苏联的崩坏，这历史事件的大激震之连续发生。在这种状态的时代里，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怎么会不变呢？
　　这不是艺术的变化，而是其关系的变化。

　　巴里耶的论点在此起了作用。20世纪杨格的心理学独树一帜，它帮我们发现独立自在的精神世界。这种「场」的发生，与移民新大陆后陈锦芳突如其来的变貌而推出一系列的「新意象派」作品群在本质上相契合而贯连。在那里，梵高，塞尚，夏卡尔，毕加索等画中人物，透过画布自由交流，聚会，而观者「自我」也参与其中。这种初看奇怪娇异的创作，一旦了解陈锦芳文化论述的「主客同一」之东西「大统合」时，这种创作之必然也可一目了然。

　　画册中巴黎时期的残影「牛经」偶而出现，但是面对受过法国画坛洗礼过，色彩亮丽，横溢奔放的「野兽立体一美人」、「梵高归来」、「英雄美人」等等作品，我所思索的不仅是转移到New York后新环境的催化，而且也蕴藏有千古积淀之东洋思想的精髓。陈锦芳展现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共和国。他与远古华严经所谓「相互溶融」之实相不无关系。

　　与其以「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指谓意涵来论述，我认为陈锦芳的艺术本质跨越时间大河而与东方智慧相契合。这种「后现代」的称谓来自「直进式」的辩证法及世界观，该不是陈氏所认同的。像「诸尊来仪」一作中，自由女神的头冠上出现了飞天，「如来如其来」中在月球上太空人头上出现了巨大的阿弥陀佛，我们不能说陈锦芳只是简单而单纯地在尝试着展开波普艺术。

　　当陈锦芳以梵高的卧室为主题提笔创作时，日本的电影导演黑泽明，就像在他的近作「梦」中所示，没入梵高的麦田拉开一则梦境。在世界最前卫的艺术家当中，同时多发地展开这种「相即相入」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

　　从这件事与其他许多现象来思考，即将来临的世纪是否将是一个精神性的时代是值得推敲的。从这个事件来看，加上其它种种现象，将来临的世纪将是一个精神性的时代似乎也是可以预见的。就像18世纪的戏画与报章杂志同时出现，「新意象派」与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同时诞生。从台湾出发，成为值得夸耀的推进者画家，就是（我终于认识的）陈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