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798双年展的“策展人风波” ――策展人不过是一名高级观众

首届798双年展的成功之处在于一个“乱”字，这可能是超出举办方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双年展的外围活动、不请自来的艺术家、禁而不止的作品。尽管总策人朱其与行为单元策展人王军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应该看到这次双年展是中国近年最好的艺术大展。由于国情体制的关系，艺术要达到充分的自由表达，不采取一些阳奉阴违的策略是难以实施的，特殊的社会意境决定了艺术的特殊表现方式。遗憾的是，朱其对此不仅大为不屑，反而公开侮辱王军及一些不守规矩的艺术家，认为他们借封杀来炒作自己，所谓“一种反叛名誉学和经济学”。这显然是种黑白颠倒的强权逻辑，也代表了一种庸俗化的狭隘偏见，完全不符一名双年展“艺术总监”应有的态度方式。

朱其在接受《Art概》杂志采访时说：“在这次798双年展期间，我从未见过有这样人格龌龊的“独立”艺术家，为了制造被封杀的借口，把自己潜伏进来，先跟我保证不做某些行为艺术，然后一转身又开始做了，并对媒体称自己受到打压。”很显然，这里是指王军退展一事。事实上，行为单元已经被封杀了，否则王军没必要向朱其保证“不做”。也许，朱其有朱其的难处，官老爷的脸色毕竟比王军的行为单元要重要得多。因此，他痛斥王军是人格龌龊的‘独立’艺术家，并指责王军借“封杀”来炒作自己，所谓“这在当代艺术圈早已不是一个秘密，即存在一种反叛名誉学和经济学，背叛官方并不一定是个赔本的买卖，以前在东村、圆明园艺术村就有这样热衷此道的艺术家。”

可以说，朱其对王军的指责是极为恶劣的，从根本上违背了道义原则。正如一名父亲打孩子，朱其反而去指责痛哭的孩子在“炒作”，故意损害父亲的名誉。照理，朱其很清楚官方对当代艺术及行为艺术的态度，并不在于行为艺术和艺术家的好恶。艺术表达只要不具有公害性，它的展示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也是宪法明确保障的公民表达权。为此，朱其倾向官方的强权逻辑，把明明是打压和封杀，视为一种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炒作“经济学”，这是一种典型避重就轻的黑白颠倒。过去“F4”等人的绘画遭到官方封杀而引发一些国际同情，由此名声远扬和身价倍增，但不能否认官方行为的非法实质，而不是艺术家的单方制造的事端，即便一些艺术家后来走向招安的政治投机。应当看到，本来一切是艺术家以及公民的正当权利，只是政治强权使他们走向一种扭曲状态。在极权体制下，不论是国民人格还是社会行为，出现分裂扭曲是在所难免的，艺术与艺术家自然不会例外。

如果按照朱其的逻辑，王军及其他行为艺术家只能忍气吞声，任何阳奉阴违就意味着是一种不道德的龌龊行为，或者为了成名不顾一切的自我炒作。事实上，不论那一种手段的“炒作”，它应当是现代人的基本权利，如同女人热爱打扮一样无可厚非；关键在于“炒”的有没有价值，它的最大不当也只是弄巧成拙。其次，“炒作”比起极权主义的罪恶制度是微不足道的。退一步说，按“炒作”的庸俗偏见，朱其何尝又不是炒作自己，恐怕连我写篇批评文章都被看作是一种炒作自己的龌龊行为。故此，试图拿“炒作”或“成名”的道德庸见来说明什么道理是困难的。

当记者采访朱其时，问及王军等艺术家退展公开信中指双年展没有独立性和民主性。朱其的回答是：“王军把现在他跟双年展的关系表述成独立和反独立、民主和反民主的关系，事情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些行为艺术家有追求民主和独立的一面，但也会有同时具有急功近利和自私人格的一面，就像历史上的革命者，并不完全是都为他人着想的。在崇高的名义下可以欺骗和争夺利益。我也不认为他们宣布退出的声明代表独立精神和民主，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几十年前革命和文革年代红卫兵的遗风，为了崇高的真理和集体口号一夜之间可以变得残酷无情，为了个人表达的自由而牺牲别人的权力，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

这种上纲上线的道德指责，完全临界公然诽谤的实质。双年展封杀了一些作品是不争的事实，表明王军指出双年展缺乏独立性、民主性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它也不是朱其所能决定的，包括他本身也承认官方对行为艺术的紧张态度。此外，朱其在没有陈述事实便给王军扣上有文革遗风“红卫兵”帽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讲理的文革遗风。近年，中国艺术的理论匮乏达到一味儿拿“文革遗风”、“语言暴力”作为应对质疑批评的现成词汇，它应当引起批评思维的反思。再有就是不论王军宣布退展，还是私下实施行为艺术，它都不足以上升到一种“残酷无情”的罪行程度。何况一个展览有没有独立性与民主性，它与艺术家追求民主、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关系，艺术家的急功近利或自私人格并妨碍他们拥有追求民主与独立的权利。朱其这里存在严重的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对王军的道德指责更是有欠妥当，使王军成了一名“人格龌龊”的劣质之徒。事实上，从整个事件来看，凡是朱其、官方、管委会强加给王军的东西，都是他难以接受的，因为它本身是强权的不合理，王军如果全盘遵守，不采取应对的“阳奉阴违”的策略，那意味着他所有付出都付将东流。面对不讲理的人，讲理的美德变成了一种纵恶犯罪，特殊的人事环境，王军的种种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朱其对王军的不满反映了几个方面：一是王军的阳奉阴违给朱其带来一下潜在压力，主要是来自官方与管委会；二是王军在退展公开信中否认双年展的独立性与民主性，无疑给整个活动带来声誉的损害；三是王军私下抢在开幕前进行了行为活动，并拉走了媒体，这有挖墙角、抢风头的嫌疑。由此就不难发现朱其对王军不满的理由，同样不失为一己之利，故而出言不逊就在所难免。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王军还是哪些不请自来的艺术家、禁而不止的作品，都给这次双年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表明艺术作品离不开生效的现实语境，否则任何艺术都处于无所指的孤立状态。为此，朱其大可以“偷着乐”，这也是他付出努力的应有报酬。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出色的艺术策展人，充其量不过是名高级的观众，绝对不能驾驭艺术与艺术家本身之上，否则就是策展人的霸权越位。换言之，一名富有经验而具有修养的策展人，不会简单地将他认为是优秀作品呈现给社会公众，还要不懈余力地对外介绍艺术家，这是策展人对艺术与艺术家的起码尊重。策展人最大伦理忌讳就是跟艺术家争抢风头。艺术策展人不同于导演，其本身不是艺术创造的直接参与者，而是负责召集活动和挑选作品的学术展务。虽然一个展览的成功与否，跟举办方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不能取代艺术或艺术家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