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洋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
最近看到一些艺术论坛的策划文案，一些讨论点老生常谈，比如“艺术是否需要介入社会”。今天的艺术创作既然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实践都是围绕着社会关系展开，那么这似乎是个伪命题，答案显而易见。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依然值得深入讨论，艺术介入社会学领域的姿态;艺术与设计、电影、通俗音乐等泛文化领域的协作研究;艺术基于当下政治生态系统的反思等等，都是艺术自身所承载的时代和文化责任的重要组成。“介入的姿态”涉及到艺术在反思社会制度的角度和尺度，反之如果我们拿政体和公众的关系类比于艺术与观众，也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奥妙。
3月初看到某财经杂志社论中一段精彩的自问自答：“今天的乌克兰可以成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可以。乌克兰将成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吗?答案是：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可以成为”和“将成为”其间的空隙为政治评论家留下了值得讨论的篇幅。对应在艺术领域，这一空隙依然存在，但似乎往往被观众和艺术家所忽视。
现代民主时代诞生以前，家长式的政府非常受欢迎。彼时的社会上民众普遍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为提倡道德自律的宗教管制和将人民土地视为私人财产化的皇权管制提供了土壤。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催化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使得社会中的精英资源逐渐分化到各个社会领域和阶层，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必然会遭到来自民间的反弹，随后政体按照新的供需关系进行自身革新，并且逐步演化到今天的民主社会形态。在时代的不同阶段中，早期艺术对于观众的单向审美灌输，总是以教化的姿态进行的，审美和观看两个行为牢牢结合在一起。但是随着观众的智力意识的苏醒，这种单向关系也逐步演变成双向的思辨，艺术家的实践不再以作品的诞生为终点，艺术家的实践甚至不再以亲自参与具体的创作而展开。
对艺术的观看和审美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在今天，观看艺术“可以成为”审美，并不必然“将成为”审美。艺术作品在观念艺术诞生的一刻革新了上千年以来固有的形态，艺术在大众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实践也使得作品的分类和界限含糊不清。这个演变的过程无形中将观众分化，艺术既然超越了公众的传统审美经验(被现代设计领域替代)，那么进入艺术通道的必要条件，则是要相信当下艺术的合法性。但对于另外一部分观众而言，反而是现代民主意识觉醒所致使实现审美权利的诉求，不经意间平移了对艺术合法性的思考。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写实主义艺术在今天依然更具备民主性的审美，因为这些作品更容易被观众辨认。
在中国，写实主义的盛行，与曾经政治指导艺术传播的国家意识密不可分，也锻炼了建国以来几代人单一标准的审美经验。今天的审美不可能只被某一个系统左右，艺术市场、美术馆、政府文化部门和媒体都在有意无意宣播着不一的审美标准，这更加造成了观众的混淆。审美的民主性，达到的基础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形成共识，在这一刻，艺术与观众的关系是政治化的，是与审美领域没有直接联系的。
因此，在今天对于艺术的审美还远远未达到民主程度，甚至这种权利依然被垄断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但是在自由市场下，对于艺术的观看，已经实现了相当的民主性。自由市场使得美术馆和艺术中心大肆兴建，使得不同价位区间的艺术品集市活跃在各个经济发达地域，使得投机分子们以阴谋论的角度为大众提供娱乐。市场在一方面打破垄断局面，实现观看权利的同时，也正在悄悄移置了最为核心的文化部分，剩下图像景观和谈资。艺术审美是否能够实现更大社会性，其中有很多偶然，也映射着时代进程，并不取决于艺术系统内部的进化和观众对于图像文化的审美需求。(编辑曹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