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之访谈

采访王敬之时，他正在给一个求字的朋友挥毫。他是中国著名书画泰斗林散之的弟子，因为玩收藏，二十多年没有好好修习书法。现在他有些后悔了。

　　自写出当代第一本鉴赏田黄的书后，王敬之被奉为玉石鉴定专家。但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一行不太好混，它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他深有感慨：“鉴定很残酷。你说这是真，他叫你爹；你说它是假，他骂你娘。有时你感觉自己不是鉴定家，而是‘刽子手’，你把白日梦都击碎了。”

　　对此，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的瓷器专家王春城也深有感触：福建一个朋友，拿了两大箱瓷器，相册厚厚一打，请他掌眼。结果几乎都是假的。当他一件一件跟朋友解释时，朋友汗珠啪啪地掉在茶几上，满满一盒纸巾都用光了。回家后，朋友大病一场，折腾了半年才缓过来。那是二十年的收藏啊，一个小时都灰飞烟灭。

　　在王敬之看来，这算是温柔型的藏家了，被崩溃的藏宝者骂得狗血喷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鉴定家的责任非常大。王敬之听说过，有人卖仿造的文物，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结果判了死刑，判决执行后，警察发现一个造假工厂，满屋堆的都是所谓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鉴定这碗饭很不好吃，王敬之用三个词来形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件假东西鉴别为真，让人家倾家荡产，劳民伤财；一件真东西断假了，那是犯罪！2007年十大文物事件之一，就是四件所谓回流“国宝”遭遇撤拍、赝品风波。拍卖前，“国宝”还接受故宫博物院、鄂州博物馆、台湾文物专家现场鉴定，总定价为7000万。结果在拍卖前夕被文物局叫停，重新鉴定的结果是，三件被定为仿品，一件没有定论。

　　专家的生物链

　　现在，赝品泛滥最大的尴尬原因之一就在于鉴定家鉴定良莠不齐。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李彦军说：“很多专家走穴，走一圈就能挣十万八万。持有宝物的人都希望是真的。可我见了假的，就不能说是真的，无形中就会得罪很多人，在得罪人方面我也可以称为专家。如果你说真话，就在无形中侵犯了某个圈里的潜规则。”

　　在李彦军看来，市面上的专家有很多种。第一类专家叫“学问派”：一般是学者，理论水平高，鉴定水平低，他们研究的是文物文化，比如这个礼器是干什么用的，功能是什么，社会习俗是什么样。就像研究经济的，很难成为商人一样，他们和收藏不是一路的，但却很能唬人。第二类是“市场派”：如古玩贩子、业余收藏家，理论水平低，鉴定水平高，但视野局限，没有文化底蕴。第三类“结合型”，有著述有实际鉴赏能力。第四类是“胡子派”他们大多在文物部门工作的，学术不行、鉴定能力也不行，靠年纪吃饭。第五类是“贩子型”，水平高，但自己也是文物贩子，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第六类是“滥好人型”，只要送东西去，他就好好好，闭着眼睛看东西，全是真的。第七类是“腐败型”，鉴定证书天天写，一出就是几十张，礼金多多。当然这些类别可以相互交叉，衍生出更多种类。”

　　有人粗算，如果伪专家每人每天只为藏家看一次东西，全国每天就会出现上百件赝品，3年之后，藏家手中将有成千上万件的赝品。

　　王敬之曾问一个古玩城的老板为什么找某某来鉴定？他说：“让一个好专家来，我们一分钱也赚不到。”越是眼光好的专家，越没有人找；越是眼光差的专家，天天门庭若市。

　　神奇的鉴定证书

　　王敬之搞了二十年鉴定，最大的体会就是“与狼共舞”，这个狼就是欲望。“良心绝不能泯灭，泯灭一次，就无法摆脱欲望的漩涡了。”

　　有一些老专家的晚节就毁在鉴定书上，证书就像是护身符，有了专家的鉴定书，转眼就可以买高价。

　　前一阵，央视二套记者在十里河桥古玩摊，花了30块钱，买了一块仿制的红山玉枭，请一个据称有60年文物鉴定经验的老专家掌眼。老先生端详不到1分钟，就辨出“真假”：“四五千年了，东西不错。”经过讨价还价，专家打五折，收了1000元，开了鉴定证书。这真应了艺术品市场上的顺口溜，“专家全靠吹，证书满天飞，专家眼中宝，市场已成堆”。

　　目前出土的红山玉器大约在300件左右，如果这是真的，市场价位在50万元左右。从十里河桥到专家鉴定中心，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花了1000块钱，30块的东西就变成50万的宝贝了。报道出来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这个老专家除名。后来王敬之接到很多电话，好多藏家都哭着说，他买的东西都是这老先生开的鉴定书！

　　那老先生是委员会最老的委员，我们不否认他过去的资历，但在造假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过去那套鉴定方法太落伍了。现在王敬之经常逛地摊，看那些日新月异的“新产品”，鉴定和造假相比，鉴定是盾，造假是矛，鉴定的发展只能滞后于造价技术，总要慢半拍。著名鉴定专家王春城心有余悸地说：“我去过景德镇的仿品工厂，最让我震惊的是几个鉴赏名家的书被他们翻得起了毛边。还有很多我梦寐以求的书，他们都有了。他们是我们最忠实最认真的读者。”

　　要命的田黄

　　王敬之觉得，收藏到最后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拍卖公司顺应错误的潮流以营利为目的，保管费、鉴定费、图录费、保险费、服务费……想要放到封面？先交10万。如果良心泯灭，你可以在一年时间挣个几千万，但这样做有什么意思？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骗了一次，就没法脱身了，你就要不停地骗下去，直到把信誉毁尽，甚至连命都没了。

　　天津有个著名收藏家靳志忠，上过央视，曾红过一阵。他写了本田黄的书。在王敬之看来，书里的田黄全是假的，但因为没有见实物，他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大连一个老板从靳那里买下6块“田黄”，一共340万元。王敬之给老板的鉴定结果是，六块田黄全是假的。老板当场给靳志忠打电话要求退货。靳志忠不服：“王敬之理论上还可以，但论实际经验，还是我好。”到这份上，王敬之只有说真话到底了：“你可以去鉴定，矿物成分肯定不是地开石(田黄是地开石的一种)。”老板找地质机构鉴定，果然没有一块地开石。老板拿鉴定找到靳志忠，让他退200万就可以了。其实已算给他面儿了，六个石头最多值一千多块钱，他还能赚100多万。可靳志忠不干。老板只有把他告上法庭，他居然还反起诉，那老板一怒到公安局举报，靳以为是民事纠纷，但人家报的是“商业诈骗”。判决下来后，他终于傻眼了，着急想把家里的田黄买了，到处打通关系，就让小秘把家最好的田黄拿到王府饭店请王敬之看。王敬之一看，也傻眼了——没一块是田黄！最惊人的是一米多高的石头，一看就知道是绿泥石，都不用化验！有块田黄他的估价是1.2亿，实际是人工做的假石，一文不值。一个号称研究田黄30年，上过央视的人，在当地也声名卓著，怎会如此“名实不符”！自从入狱，他老婆也离婚了，小秘原以为他是亿万富翁，知道真相后，吵着跟他要50万块钱分手费，否则就告他强奸，他受不了，趁保外就医的时，上吊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敬之心里很不好受，他也知道为什么靳会如此执拗，他是为名誉而战，但鉴定就是如此残酷，它只有两个答案，不会给你任何情面。但小小的石头涉及千百万元的时候，它会变得越发不好玩。

　　从那时起，王敬之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既然做了裁判员，就不做运动员，他从此不买卖自己的石头。“我们需要对欲望充满敬畏。没有一个边界，你就越发失去控制，最后不可收拾。”王敬之说。

　　当鼓声停止时

　　田黄5000块一克，石头几百块钱一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王敬之想：为什么靳志忠做了这么多年收藏，也学了不少知识，但就是不长进呢？后来他明白了。

　　不久前，一个著名的雕刻家，花8万块钱买了一块田黄，兴冲冲找王敬之鉴定，还说：“刻好了，可以卖55万。”王敬之发现这根本不是田黄，因为它缺少“二次生成”。(所谓“二次生成”是指田黄形成需要两个阶段，田黄是山料，但真正形成期是在它从山上滚到田里后，也就是二次形成。)田黄上的黑点，全都是“一次形成”，且有明显的人工痕迹。

　　雕刻家听了，半天不响，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王敬之愕然：“我求您帮个忙：千万别拆我台，不要讲。一般专家未必有您这眼力。”后来。他果然以70万的高价脱手。

　　如果假品可以在市场上畅行无阻，鉴别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本心不在石头上，而在钱眼里，你是不会把心思用在鉴赏上的，又何来长进？王敬之说，他的朋友王立军有一次说，他的收藏里有三分之一是赝品，以他身份，完全可以将这些赝品“忽悠”出去，但他留着，这是“学费”，也是“学习资料”，没有损失，你就不会心疼，没有心疼，就不会促使你研究真伪之辨。

　　一次，一个收藏杂志老总请王敬之看一块号称价值300万的田黄。王敬之当时没说，出来后，跟老板说：“别买这石头，这是沧化黄石，不值什么钱。”可后来他发现那个杂志居然大肆宣传这石头。他明白这是个局。那老总又请他给那个石头写个鉴定书，王敬之不同意。老总说，你写了鉴定证书，就可以得到售价的10%的酬报。王敬之谢绝了。那老总不死心还想托朋友说情，说酬金好商量。朋友告诉他，王敬之不搞这玩意儿，他才罢休。

　　王敬之有时觉得很悲哀，现在收藏变成了一种一本万利的诈骗生意，在这个流水线上的很多人，对宝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大家都在投机，没有人把这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当成一种精神追求。在民国，一般的大学问家多是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反之亦如是。

　　但现在，鉴定居然成为一种类似赌博的生意。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先十咏图》事件，故宫博物院花1800万要买此图。王敬之一个朋友，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学生，他就提出质疑：张先是大词人，可《张先十咏图》中有九首词的词牌出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辩解，唐伯虎也在画中词中出现过问题。“我那个朋友回应：唐伯虎写词时丢字拉字是可能的，但一个大词人在词牌上出现九处硬伤，实在说不过去。”这就像贝多芬搞不明白五线谱一样不可思议。

　　鉴定是一种趣味，是文人墨客的社交方式，当它变为一种盈利手段的时候，说明过去的文明已经被扭曲。王敬之说，这是一个“黄钟尽毁，瓦釜雷鸣”的时代，大家都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但鼓声总有停止的时候。
摘自《看天下》2008年第10期卢悦 彭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