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献社先生在文字和性品上的会心通意，已有二十年了。其时，我在一家刚成立的报社当记者，他在某机关当文字秘书。我们的相识，是因为一位叫田博庵的画家。
博庵高大壮硕，但却和妻女在一家电影院低矮潮湿的楼梯底下生活了整整十二年。桌下，橱下，铺满了吸潮用的石灰。一批批趋光的蟋蟀，欢叫着飞入床下。就在这粗陋狭小的天地里，诞生出一件又一件高远雄阔的大写意花鸟画。然而，因了这，又因了那，性情朴直的博庵却决计要走了，当然，嵩山书画院也早已向他张开了热情的臂膀。就在一个与博庵话别的酒宴上，我见到了献社先生和他撰写的《送博庵》。看着那些辞彩飞扬、情感丰沛的文字，便十分地为之心折。偏巧献社先生也刚看过我发在报纸上的那篇短文《博庵的小屋——天风草堂》，博庵的人品、画品、境况、遭际，成了此二文不约而同的抒写中心，“心有戚戚焉”达成了我们二人心照不宣的共鸣。文字对性品的负载和折射，就使我们有了“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久，又在他平房的家居里，见到了他手书的中堂，一派二王气象。就知道他不仅精于文章，还喜爱书法。
之后的许多年里，虽心脉相通，文情相系，却只能遥望，因为都忙。
忽一日，接到了献社先生的一个电话，说是公退后脱离了政务和公文，专事书法研究和创作。这时我才知道，他对书法不是一般浅淡的喜爱，而是深挚虔笃的痴迷。他先后筹办和开张了“中国艺术创作院曹州分院”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菏泽考级中心”，并兼任院长和主任。宦海沉浮几十年，他几乎没有找到一点“做官”的感觉，因为更确切地说，他骨子里还是个文人。清傲，倔强，随性，执拗，是不见好于官场的。多数时候，他都是凝眉静默，作沉思状，一副满怀担当而又怀才不遇的样子，聪慧的眼神里总是流露着忧郁和哀伤。似乎也有例外。有次他随团到内蒙参访，广袤的草原上，清风朗月；圆形的毡房内，炉火熊熊。羊腿，奶酒，焕发了他的激情。面对接待方善意的“挑衅”，他挺身而出，舌战群官、群僚、群儒。无论诗词答对，还是成语接龙，他都一枝独秀。整个蒙古包内的气氛，因了他的突出表现而热烈欢腾。的确，只有这种“超常规”的场面，才能真正契合他的性情。所以，当有关书法的两个民间职务落到他肩头时，才会触动到他的兴奋点，还原他一个张扬的“本我”。当然，他也据此落实了对菏泽书法事业的真正担当。因此，在揭牌仪式上，他一扫往日的暮气——欢快匆忙的身影，灿烂明媚的笑容……这种率真和天趣，让人感慨和感动。
对于书法，献社先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坚守。在《书法四题》这篇短文中，他就“书法—书道”、“书法—法书”、“书法—书心”、“书者—学者”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辨析，提出了自己卓有识见的观点。诸如“道”与“术”的内涵，区别与关联，古今之误区等。继承与创新上的“古人不可轻，传统不可弃，创新不可少，超越或可期”，对“不会走路就想跑”的所谓创新者进行了忠告。他的书者须坚守“挚爱心”、“执着心”、“敬畏心”，则对那些浮泛轻薄把书法当儿戏的“玩家”提出了警告。而书法的学者化问题，更是精到独特，一矢中的。他认为，书法格调境界的高下，取决于书者的综合素养，特别体现于其文化素养中的文学素养。那些仅为拥有“一技之长”就沾沾自喜者，是十分可笑的。
对书法有着如此透辟理解和钟爱的人，其书作自然是令人充满期待的。
于是，我走进了“尹献社书法工作室”。此间呈示于人的，除了那张宽大的书案，便是满壁的作品。六尺，四尺；八条屏，六条屏；中堂，斗方……远观，气势浑穆；近察，笔法多变。宏大，壮阔；俊雅，蕴藉；飘逸，灵动，尽纳其中矣。评价其书风，或曰“厚重茂密而又不失清丽流动”，乃知者之言也。
书家有云，真草隶篆之中，行草之体最能张扬个性，信然。但只此一体，未免单调，总让观者意犹未尽。献社先生楷临欧体，行效二王，隶追张迁，该是诸体皆备。切盼其运用更多书体，以抒性灵，以慰同好。
正思忖间，忽见八旬翁张剑萍先生题字：“诗文大唐气象，翰墨两晋风流。”这自然是对献社先生“文”与“书”“激赏式”的评价，但之于献社先生而言，更应看作是前辈书家的殷殷寄托和期冀。
最后作小诗一首，与献社先生共勉——
书坛文苑壮思飞，写罢朝霞写暮辉。
明月清风对饮后，长空纵马竞相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