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20世纪的中国雕塑，刘开渠是绕不过的名字。他创作了中国首座抗战纪念碑《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塑造的《马克斯恩格斯浮雕像》、《毛泽东主席浮雕像》被用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全集》的封面；他是新中国城市雕塑的创业者。
刘开渠曾经说，“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
8月5日，“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位于美术馆的33米展厅，将一直持续至10月9日，免费对公众开放。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华艺术宫、刘开渠艺术研究院承办。此次展览为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展”的延续，也是刘开渠展览全国巡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基于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精选了刘开渠先生最具代表性的50件雕塑原作和数百件珍贵历史文献。展览分为四个单元：“艺术启蒙与专业学习（1904—1933）”、“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1933—1949）”、“立民族之碑（1949—1978）”和“向新时代致敬（1978—1993）”。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全面地呈现出他的艺术人生，并系统地介绍他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关系。
最早留法的艺术家之一
刘开渠，安徽萧县人。1920年，16岁的刘开渠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次年升入大学部。 1925年为孙中山追悼会现场画巨幅遗像；次年在中央公园举办个人画展。他早年主张创造，反对袭古，主张以新的理论、新的感情、新的生命、新的形式创造新的艺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毕业后赴南京，受蔡元培之命，与林风眠、潘天寿赴杭州西湖为国立艺术院选址并参与筹建。1928年，国立艺术院正式成立，任助教兼图书馆馆长。
1928年，刘开渠经蔡元培推荐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专攻雕塑，师从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朴舍（Jean Boucher）教授，结识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后参加了他的葬礼），与马克思外孙龙格同学并成为挚友。朴舍在艺术流派上一般被归入学院派和折衷主义，但他其实也深谙中世纪雕塑，并颇受浪漫主义的影响。
展览特别从法国布列塔尼借来了刘开渠留法期间的这位恩师的历史照片及文献手稿，特别是法国著名雕塑家布德尔（émile Antoine Bordelles）写给朴舍的书信首次公开面世。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窥探出刘开渠写实雕塑的来源与基础。
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院长钱邵武认为，刘开渠作为最早留学法国的一批艺术家，从朴舍那里继承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了中国的元素，从而开创了中国写实主义雕塑，成为中国雕塑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立民族之碑
1933年，应蔡元培、林风眠之邀，刘开渠回到国立杭州艺专担任雕塑系主任。这一时期，他创作完成了数件在中国美术史上崭露头角的英雄纪念碑：1934年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9年的《王铭章骑马像》、1939年的《李家钰骑马铜像》、1943年的《川军出征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等。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刘曦林认为作为雕塑家的刘开渠，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开拓群体中的开山鼻祖。他当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雕塑如何从神转向人，如何为现代的人进行雕刻。是他将雕塑从宗教模式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大时代的洪流。比如1945年创作的浮雕《农工之家》，就用宏大场面表达普通工农的生活，这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用雕塑形式展示工农的生活。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新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工程项目之一，整个纪念碑的碑额花纹浮雕、台座正面的三块主题浮雕《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欢迎解放军》、《支援前线》和碑身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周恩来总理撰写的碑文放大、设计制作等都出自刘开渠之手，三块浮雕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他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为争取胜利的中国人民和战士立碑，根据这样的需要，碑上的每个人物都是高度凝练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形象，不突出个性，而应当反映共性：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
此外，由于时代的需要，刘开渠还创作了一批颇能表现人物庄严气质和突出个性的领袖作品，曾经在中国人手一套的《毛泽东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封面上所使用的领袖浮雕肖像皆为刘开渠创作。
改革开放初期，刘开渠便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小组的顾问。从此项工作开始，他进入了长约3年的调整期，逐渐恢复了活力。虽然体力和精力无法再回到青壮年时期的水平，但他在这个时期还是创作出一定数量的中小型雕塑。在数年时间里，他完成了《男青年像》、《周恩来总理像》、《向新时代致敬》、《萧友梅像》、《蔡元培坐像》、《梅兰芳坐像》、《科学家孙建初像》、《文学家李劼人像》等作品。
推动中国城市雕塑
创作之余，刘开渠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推动中国城市雕塑、公共空间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刘开渠的学生、刘开渠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章永浩回忆起自己的老师仍然充满着感情。他记起自己1954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那时刘开渠先生常常跟他提起，雕塑一定要靠集体而非个人。“因为这一观念，1957年刘老还差点被打成右派，说他多次煽风点火搞小团体。直到周总理开口说，刘开渠和吴作人两个不能搞，才逃过风波。”
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刘开渠任首位组长，这也就是后来的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刘开渠心系全国各地的雕塑规划事业，不论什么地方取得了成就，他都真心感到高兴，全国各地不管各处需要他，他也一定竭力去帮。受到老师的影响，章永浩在80年代以后也全力扑在雕塑委员会的工作上。
晚年的刘开渠常常对章永浩感慨，自己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很好地做雕塑。“他对我说，‘看来我们搞业务的人，主要精力还是应该在业务上。’回看老先生，他在刚回国的时候做的那些作品都是划时代的，但是为了祖国的雕塑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业务。听到这样一番话，让我很难过。”章永浩说。
“中国的雕塑事业发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刘开渠，可能进程会晚很多年。”刘开渠的另一位学生、中国雕塑学会名誉会长曹春生这样评价老师的贡献。他还指出，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后，刘开渠除了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支创作队伍外，也为后期加工、特别是石刻加工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人才。这批人才为五、六十年代甚至后来都提供了很好的加工力量，这样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这样评价刘开渠，“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代雕塑宗师，刘开渠坚忍不拔、勤奋好学、颖悟的天性和名师益友辈出的时代机遇造就了他。他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时代，先给人民和他热爱的雕塑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