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便开始观察到在京城的大大小小的艺术展览开幕式上，少不了的身影是批评家和策展人。每到开各种研讨会时（如果也可以叫研讨会的话）批评家大多是言之无物，发言主题不是玄之又玄云天雾地的空谈，便是纠结在自己和办展的艺术家的交情。以往偶尔一回国被拉去参加这样的研讨会时感到严格而论，很少有合格的讨论会，而那些标榜着“国际讨论会”的活动也不过是拉来一两个外籍人士撑台面而已。如今相对常住北京，慢慢看明白了个中奥妙。
在题为《美术馆的学术逆淘汰》一文中我直率地表达了我对批评界乱象的震惊：“第三个震撼是屡屡在各种美术馆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听到如此话语：‘我还没来得及看这个展览，刚刚拿到这本图录还没来得及看，也没做发言准备。所以我就从我对前面一位的发言谈一点我的感想。’有些略微负责一些的学者，一边听别人的发言，一边摸出一张纸来疾速勾画出一个发言大纲，但更多的都是真的随便发表一点感想。这样的讨论会没有内容上的讨论和思想深处的探索可言，只有数量上积累的发言次数。展览越办越多，会议不断地召开，感想似乎基本在原来的架构上增加几个当下流行的词语。”这类讨论会一开始，发言顺序以资格辈份为线索：地位高的、名声大的、年龄长的先说，一一顺着排下去。有时间、愿意抢麦克风的，能够在最后听到一两个真有看法的年轻学者的发言。如果遇到一个年长的麦霸，那就只好傻坐。
一次次参加这类的讨论会，一次次提前打听讨论会主题，发言时间有多长，有无放映图片的可能，我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对我的问题的惊讶反应，似乎我是唯一问这些问题的人。而答案，也常常是“三五分钟，一二十分钟都行。”在我组织的讨论会上，也曾郑重其事地从海外请来顶级学者，事先恭请各位发来题目、大纲，最好是论文。严肃的学者不乏其人，但是到了现场，没按会议要求准备、侃侃而谈感受的也大有人在。
大家异口同声地批评批评家！不说出来的，心里也对美术史充满了不屑。好像最鄙视美术史论研究的是美术学院。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听到中央美术学院一位尚能写文章的画家鄙视地告诉我说：“你们美术史系的人根本不懂美术。所以我现在整天忙着给画家朋友写展览前言、评论文章。说老实话，大家都说我比他们写得好。”我仔细拜读了他的几篇文章，说老实话，我不想恭维。但是，我必须承认他的文章有几个极具价值的看点，因此不少画家愿意找他写：
1）他署名时加上中央美院教授的头衔首先就是一个隐形价值；
2）他行文半文不白，旁征博引，似乎极有学问的样子；
3）画家出身，谈吐间流露出的制作经验、技巧传授——说给业内人听的工作室行话。
但是，除了这三点之外，他的文章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则毫无建树。这种文章属于应酬之作，而不是他自诩的什么文化批评或理论文章。
大家都误解了啊！不是不作为，而是因为中国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处在一个万分无奈的境地。由于批评家做学问严谨，由于不愿苟且，因此许多人跨界美术史论，将已经混乱的评论界的秩序彻底打乱。从学术分类的角度来看，不是所有谈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文章都是“理论”文章。史论研究至少分为下述几种：
1）史学研究——研究过去的一切，有当下现实意义、有目标地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今天。
2）理论批评——这是理论创作，一般的来说是以艺术作品或艺术家为素材的创作。有立论，有提法，最后加以严格论证使论点成立的文章。
3）艺术赏析——带有散文性质的、诗意地抒发作者对作品和艺术家的感慨。
4）鉴定考据——显而易见，无需解释。
5）应酬文章——褒奖居多，为某种场合而作的应酬。
虽然美术学院那为画家客串展览画册文章的作者的手笔都属于最后一类的朋友应酬之作，但却自诩为第二类。好像只要是文字的东西，在他们的眼里都成了理论。由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不同的社会圈子中，更由于中国的特殊人文环境，于是应酬画、应酬字、应酬文章成为人情交往的一部分。应酬画也被笼而统之地称为画，那么应酬朋友的捧场文章也就成了理论文章。有时候由于画家的文章所谈的大多和画家之间相互讨论沟通的套路相同，反倒更受画家们欢迎。至于其理论价值——反正是相互的应酬，写的人高兴，被写的人高兴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谈什么理论价值。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雨的批评家大多出于对艺术家的保护而不愿批评艺术家艺术作品。因为任何出自学术的讨论和批评都可能最后被政治利用从而造成对艺术家万劫不复的伤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重大文艺纷争往往是和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的。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时，我们要将文艺纷争与政治斗争分开并从理论上解决文艺批评分歧。”（熊元义，《反思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引自：秦方奇“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困境与出路——文艺理论家”）朱乃正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金色季节》一问世便有一片叫好声。《美术》杂志约他将作品刊登在1962年第一期的封面上。出版前夕他还专程从西宁到《美术》杂志出版社看校样，但是当那期杂志出刊后，他发现封面已经换成别人的作品。多年后，他才知道，由于某个批评家说他这件作品有点接近巴洛克的风格，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不吻合。这一类批评家出于学术的思考提出的批评无意间伤害了艺术家的例子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发生过许多起，出于考虑到对艺术家的人身保护，批评家们都思索再三，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主动批评艺术家或艺术作品。
批评家之间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锋，尤其年轻一点的，想用一些外来的词汇和思路来引导批评界，但是却遭到网上尖刻地评价说他们的学术不同观点面对有身份地位的大牌学者时，这些大牌们“不仅热衷于摆弄花架子，还非常傲慢，对待那些尖锐的泼辣的文艺批评不是‘罢看’，就是骂为‘酷评’，很少从理论上进行全面回应。” （秦方奇“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困境与出路——文艺理论家”）所以到了讨论会上，几乎都是言不由衷，以避免由于批评观念的冲突而导致的人事不悦。
在北京待久了，活动见多了，慢慢明白了。这些所谓配合展览召开的“研讨会”充其量不过是亲友团喝彩会。在种种画展讨论会上，画家本人一定出场，因为整个活动或许就是画家自己掏钱、或者抵画赞助的，被邀请发言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点车马费。为学者的学术劳动付报酬是国际惯例，给学者担负交通和住宿的费用也是常规。但是由于邀请的人都是画家朋友，这种场合本来就是来捧场的所以也只能挑好话多说两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与会者都是看在艺术家的面子上来的，基本上是艺术家的朋友，是艺术家请来捧场的。在这个场子里，画家当然是运动员，而理论家的身份本来应该是裁判，通过理论的相对客观评说给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一个相对公允的评判。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讨论会根本就是运动员请来一帮作裁判的朋友捧场，所以就根本不要期待和学术有关的裁判。想到这里，我真明白为什么有的批评家要“赶场子”。因为他们名气大，几乎所有有点头脸的艺术家开展览都想请他们出山增光添彩。在每天都有十几个展览开幕式的北京，著名理论家不能不给多年朋友一个面子。用一个画家的话来说：你只要来露个脸就走都行。
回想起我曾经天真地问过一个画家，我说：假如请来理论家研究讨论这些作品，艺术家不要在场，这样的讨论结果是否会更客观一些，更接近艺术批评，更能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我得到的回答合理而又坚定：你让我花钱请人来骂我啊？！
批评是不存在了，因为批评都是艺术家花钱买来的。
（原文载于《美术报》总第1131期，201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