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袁武·下阙
在2016年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中，袁武曾经考虑在展览题目中加上“上阕”二字，和策展人商量后，发现这似乎易于让人产生“下阕”的联想。这不是袁武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作品，此次展览更像是个回顾展，展出他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至今，在京30年的创作。画了30年的画，获得无数奖项，在袁武自己看来，只有最近这几年，才真正画出自己想画的，是为“下阕”。
从大院到北京画院，主题创作占据了袁武大量时间，这既是任务，也是军人的责任。无数次抢险救灾，无数次下乡慰问，无数次同一指定题材的创作，也完成袁武在奖项上的梦。《亲人》获1998年全国抗洪英雄赞美术作品展一等奖，《生存》获解放军文艺奖……得奖，是这个东北男人刚到北京时最深的渴望。要想在北京画坛立足并走入主流，拿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在这条路上，袁武一直走在前列。《大雪》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牌，《没有风的春天》获全国第八届美展奖牌，《九八纪事》获全国第九届美展银牌奖……随之而来的声名却让袁武有些困惑：作为一位画家，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在这种有限度的自由中，如何在主题性创作中寻找突破口？“抗联组画”系列的诞生具有双重意义，其既是主题性创作上的突破，也是袁武寻找个人线索的重要路径。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发生在袁武的故乡，作为一名军旅画家，他觉得这是与他的血脉紧密相关的历史，回望并描绘这段记忆就是他的责任。通过实地探访、查阅资料等形式，袁武完成他的代表系列之一——“抗联组画”，同样地，这组作品也为他的奖项之路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联组画?生存》获全国第十届美展金奖。
在寻找线索的路上，袁武一直更为看重对“根”的追寻，带着历史的温度和民族的记忆。比如，他创作的“大山水”系列，以中国山水画名作为背景，前景是正在耕作的当代农民；“现代人物”系列，选取了在近现代史上起到转折作用的人物，人物范围涵盖政治人物、作家、戏曲艺术家、思想家等，以人像的形式呈现；最新创作的“尘埃落定”系列则是“大山水”和“现代人物”的综合体，山水画前面站的是近代人物，横亘千年的山水面前，这些历史人物不过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用当下的手法，留下对历史的思考，这是袁武寻根的方式。
在寻根的路上，袁武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自主的自由，从军队到北京画院，环境的变化带给他不一样的空间。然而，真正走出主题性创作的圈子，是在诞生于2013年的“大昭寺的清晨”系列中，而在这个系列中，他也实现了当代人物画的自我突破。
西藏题材的艺术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屡见不鲜，无论是风景还是人物，西藏这片神秘的高原上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数十年过去了，这种创作灵感却有着过多雷同化的趋向。在去西藏之前，袁武就思考过这种雷同性的问题，作为一位艺术家，这自然是他在心底就排斥的。
2012年北京画院集体赴西藏采风，素来有早起习惯的袁武，凌晨六点独自在街上散步。天还没亮，空气中带着清冽的寒意，街道上空空荡荡，漫无目的的行走被低鸣声打断。这是他从未听过的声音，循着声音而去，他在大昭寺门前见到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或跪地双手合十诵读，或手摇转经筒，还有的人在持续磕长头。这是袁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或许是黑夜为这些虔诚的藏民罩上了更多光芒，他们在信仰道路上的坚定与执着让袁武久久不愿离去，直到天亮。
第二天，五点，袁武带着相机再次到了大昭寺，拍了两个小时照片后，他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物画的转折点。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如果继续以群像的方式描绘大昭寺前的人群，这似乎是最为简便的方法，也会走回之前的老路，袁武所想的是突破自己，尝试人物画的当代表现。
传统人物画的传神之法在于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面孔自然是最重要的创作部分。意大利人在修复破损壁画时，他们会重新描绘衣服、环境，但是对于艺术加工成分比较重的脸部，他们采取的则是喷漆保护的办法，并不会对面部补笔。袁武此次所选择的就是对面孔的描绘，比如，67.5×78cm的宣纸上只有一张侧脸和叩拜的双手。108张作品组成了“大昭寺的清晨”，包含77张头像，33张磕长头的信众，以及一张巨大的等身长头三联画。这种以他者的方式近距离平视朝拜者，是袁武的第一次，这种直抵人心的观看方式拉近了观者与作品的距离，藏民独有的精神维度扑面而来，77张头像重现了大昭寺清晨的“现场”。对于袁武来说，这是个人的一次突破，而对于人物画界来说，这也是一次不小的震动。
相较于山水和花鸟，人物画科的确立要更早一些，唐代高峰期后逐渐衰落。20世纪的中国画坛面临巨大变革，其中，人物画是演进最为剧烈的，而这也是这种变革中的最大成果。郎绍君在《直面人生——读袁武写实人物画》中认为：“20世纪山水花鸟画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于非闇、陈之佛、张大千、傅抱石、陈少梅、陆俨少等传统型画家，李可染虽借鉴了西画对景写生方式，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传统路线。人物画就不同了，徐悲鸿、蒋兆和、李斛、黄胄、方增先、杨之光，以及卢沉、周思聪、刘文西、姚有多、刘国辉、吴山明、郭全忠和他们的学生辈几代人物画家，无不受益于素描速写即西画造型能力的训练。当然，他们也学习继承传统人物画的笔墨语言与色彩方法，但从风格演变史的视角看，他们不属于传统人物画而属于20世纪新人物画，是无疑的。”
进入21世纪，人物画的当代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用西画方法就能解决的。在袁武看来，当代绘画是给当代人看的，需要借鉴当下的观看之道。在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下学习，当代艺术家都受到了极好的造型能力训练，在技法已经不成为问题的时候，精神性的追求成为更为本源的问题。
当下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无法用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来表述。或许是当过兵的关系，无论言行，袁武总是透露着一股正能量，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正面的精神，由此他更为关注普通民族的精神世界。在30余年的创作中，袁武很少涉及宗教题材，“大昭寺的清晨”聚焦的也是普通信众，这种切入角度也源自袁武更容易被普通人的坚毅所打动。长期以来，袁武画中的面孔有着清晰的属性，通过局部写实、整体写意的手法，一个人物的职业、经历，甚至性格特征跃然于纸上，他笔下的军人、少数民族、农民，带着古朴的沧桑，他们朴实、无求，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真诚和热忱，这也形成了他们平静的内心世界。藏民打动袁武的是他们那无与伦比的虔诚，这触动了袁武的一根心弦，开启了他与另一种精神世界的窗。
其实，早在十余年前的《迎阿訇》这件作品中，他就受到宗教仪式的感染，只是那时还未形成“大昭寺的清晨”这样完整、成熟的面貌。在宁夏采风时，袁武碰巧遇到了纳家户清真寺门前迎接阿訇的信众，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依然震惊于他们的行动之中。二十多个普通的回族老汉被纳入一个画面之中，白色的礼拜帽已经表明每个人的信仰，二十多个若有所思的面孔构成了二十多个可以遐想的故事。
从《迎阿訇》到“大昭寺的清晨”，袁武完成了与宗教题材有关的创作，也完成了自己的个人转型，无论是创作空间还是手法上，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精神维度，一种更为向内的探索。从上阙到下阕，袁武历经30年的摸索，而对于一个水墨画家来说，过知天命之年正是最佳的创作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