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行千里母担忧”乃自古始然的母亲情感。这幅光绪朝瓷画《送考图》（见图），令人无法忘怀。画面上，年轻的举子将要远行参加科举考试，白发老母拄杖再三叮咛；门内的新媳妇举袖至腮，似乎刚刚哭过，抬起的手臂又似欲言又止；婆媳之间的使女，转身聆听；男主人身后的书僮，挑着挂有雨伞的书箱迈步欲行……每个人的神态都描绘得惟妙惟肖。背景画得也十分精彩，花窗粉墙、曲栏洞石、茂密的梧桐芭蕉掩映宅院，上面祥云缭绕，状如盘龙。边饰是“万”字锦地开窗，四个开窗内分别画着琴、棋、书、画。
“进京赶考”，这可谓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专有名词。那时，全国的学子们先要通过乡试考上秀才，再通过州县考试考上举人后，才有资格进京考取进士。由于每次考进士的时间是确定的，考试的地点又多在皇帝所在的京城，所以便有了“进京赶考”一说。明清两代，每3年在京城举行一次会试，而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度，分别是北京与南京，所以，除了以上两地的考生外，其余省份都必须前往京师考试。
史料记载，左宗棠从道光十三年（1833）开始，22岁就踏上了赶考的旅途，由于前两次落榜，道光十七年（1837）12月初，左宗棠第三次赶考，道光十八年（1838）2月抵京，大致用了3个月的时间。再如丁治棠，四川合川人，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举行的会试，于光绪十四年（1888）阴历十二月二十日从家中出发，坐船到重庆。23日，他再坐船前往上海。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正月20日到达上海。2月初二到天津港，初七到达北京，他在路上一共花了47天的时间。4月26日，他离开北京回家，回家路线相同，7月回到重庆。丁治棠到北京参加会试，前后一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
除了路遥、开支大、就是途中的安全和疾病的问题了。走到偏僻人稀之地，土匪抢劫赶考举子的事件虽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发生。因为，举人赶考所带路费都不多，而官府对抢劫举子的土匪追查严，且判刑重，土匪犯不着冒险去干获利不多的事。另外，土匪也不会抢错，因为赶考的举子大多用黄布做成旗帜，大书“奉旨会试”等，结伴招摇上路。
赶考的举人，最大担心和麻烦就是路上生病。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晋宁州金砂村的李承祜、李承祐兄弟俩，于光绪十五年（1889）双双赴京会试。李承祐在路途上受了风寒，到京城后卧床不起，没等到会试便病死京城。兄长李承祜忙于料理胞弟的后事，又要扶柩回晋宁，只好放弃会试。此后，李承祜也没有考中进士。可见过去“赶考”的举子真是要让母亲非常担忧了。
光绪朝青花不仅故事好，纹饰也丰富，凡是在清代能见到的纹饰，光绪朝都有。纹饰画法主要有三种：第一为单线平涂法，其中以仿康熙雍正的缠枝莲纹最多，这是工匠将传统画法简化；第二为单线平涂法加点染法，用于仿清三代，在画风上多带光绪特点；第三是光绪朝多创新，纹饰清新，笔法细腻，风格朴实，有绢画效果。我们从这幅“送考图”可领略其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