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少年儿童作为人类成长的早期阶段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其成长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它的重要性也就反映到美术创作之中。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绵延久远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深深扎根在基层民众之中，成为中国最大众化的艺术表现题材，并且有着多样而丰富的艺术表现，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传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报特别邀约西安美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谈谈新中国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
在中国美术史上，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是一种特别的题材，不管是在主流美术的发展中，还是在非主流的民间美术的表现中，都有着重要的表现，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在中国形成了主流和非主流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却同样受到了不同阶层的喜爱。因为，这些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形态的绘画，都是为了表达人们心中的企盼，通过绘画的表现而实现其教化的目的，或表达理想的憧憬以及对家庭幸福的向往。中国艺术中的这种特别的表现以及功用目的，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特例，表现出了中国美术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
儿童画的初现
现在很难确切地说明中国绘画史上儿童题材美术作品的起源，但早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就出现了独立的婴戏图的画面。而画史中的唐代张萱、周昉精于仕女画与婴戏图，似乎表明了“婴戏图”在唐代应该已经成为一科。至于更为普遍的“百子图”则以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千姿百态、妙趣横生，表现出了多子多福、生活美满的人间盛景。可以说，以多子多孙、多福多寿为吉祥寓意的艺术表现，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绵延久远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深深地扎根在基层民众之中，成为中国最大众化的艺术表现题材，并且有着多样而丰富的艺术表现，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传统。
所以，当1935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到达陕北，并开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13年奋斗历程。为了在延安以及周边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随军的文艺工作者也同时开始了服务于战时的宣传工作。以改造旧年画、推出新年画的方式在文化上融入到根据地之中，从一开始的尝试，到后来的新年画运动的普遍推广，形成了具有共产党文艺特征的一种革命根据地的新美术传统，并直接影响了1949年之后新中国美术的建立与发展。
延安以及晋察冀地区有着丰厚的民间美术资源，年画、壁画、剪纸、泥塑、皮影等等，不仅为基层民众所熟悉和喜爱，同时也承载着特别的教化功能，并形成了一个从传播到接受的文化传统和乡间民俗。
从“婴戏图”到“娃娃戏”
“从1943年到1945年的几年中，先后产生了不少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如：以鼓励劳动生产为题材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沃渣）和‘兄妹开荒’（佚名）；以宣传文化教育为题材的‘念书好’（江丰）、‘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戚单）；以宣传拥军及歌颂人民军队战绩为题材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大战平型关’（佚名）和‘火烧阳明堡’（佚名）；以歌颂人民美好生活为题材的‘丰衣足食’（力群）、‘人兴财旺’（张晓非）和‘全家福’（佚名）等等。在形式方面：有的采用‘娃娃戏’，有的采用‘财神’或‘门画’、有的采用‘全景’式、有的采用戏曲武打场面等等形式，”（陈叔亮）始于延安的利用旧形式并改造旧内容的新年画，除了突出表现与根据地相关的重大政治主题之外，“娃娃戏”的利用与改造也出现了新的景象，这就是除了与大众关系密切的吉祥寓意之外，新的内容也开始注入到“娃娃戏”之中，并形成了与新年画相应的新“娃娃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画家的就是以创作《娃娃戏》而闻名的冯真。
作为中国绘画传统中独有的“婴戏图”，其专门表现儿童的绘画基本上就定位在它的审美范围之内，并将这种题材的审美扩大到整个社会之中，一直影响到后世，表现出了“婴戏图”一脉相传的和持久的生命力，像国人的繁衍与世代相续一样。可是，经由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利用和改造，具有文人概念的“婴戏图”变成了极具民间色彩的“娃娃戏”，而在1949年之后，又从“娃娃戏”演变而成为新中国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并融入到当时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潮流之中，进一步表现出了不同于解放区的新的时代特点，显现出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
革命历史题材儿童画的创作
在承续延安传统的新中国美术的开端，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现在春节快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各地文教机关团体，应将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今年春节文教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由此开始了一场遍及中国美术界的新年画创作运动，此间产生了大量的新年画，而新年画的审美却影响了主流美术创作中的各个画种。在这一时期的新年画的创作中，也产生了一批儿童题材的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新年画创作增添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1949年之后的儿童题材美术创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范围内，表现战争年代中儿童的苦难，表现艰苦岁月中革命少年的热情以及在烽火年代就投入革命的积极作为。二是在新中国的社会氛围中，表现与儿童成长、儿童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关联。
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方面，以冯法祀1957年作为中央美院“油画训练班”进修成果的主题创作《刘胡兰就义》（油画）最具代表。最早表现刘胡兰的美术作品是王朝闻于1951年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的圆雕《刘胡兰像》。此后，在新中国的各个时期，美术的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刘胡兰的作品。像刘胡兰这样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还有秦征的油画《家》（1957年），表现了家被敌人摧毁后的母亲和孩子。而宋广训的版画《“飞吧，你飞呀”》（1961年），李天祥、赵友萍的油画《路漫漫》（1982年），表现的都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的少年烈士小萝卜头，他曾经是新中国儿童人人皆知的革命故事。
新中国发展主题的儿童画创作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少儿题材的美术创作，就其丰富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热爱领袖；热爱和平；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热爱科学；少年英雄；教妈妈识字；认真学习；幸福生活等等。这些内容的作品往往有一定的时间性，因为与时政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比如1950年5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关于展开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指示之后，签名运动随之在全国城乡展开，反映这一运动的美术创作就出现了邓澍的新年画《和平签名》（又名《保卫和平》，1950年）等作品，《和平签名》还获得了1951年至1952年度年画创作评奖的一等奖。而以儿童放飞和平鸽的邵宇的宣传画《反对侵略战争 保卫世界和平》（1950年），则是其中的又一件代表性作品；其他还有彦涵的版画《把心愿写在大地上》（1954年），以特别的构思表现了儿童对和平的憧憬；张碧梧用月份牌画法创作的《我们都爱和平》（1954年），是中外儿童在一起欢歌的热烈景象；李平凡1959年创作的版画《我们要和平》，则以装饰性的手法区别了其它作品。方菁的年画《我愿做一个和平鸽》（1961年）以人们常见的灯光投手影出现和平鸽的表现，有着特别的生活情趣。在与时政结合的作品中，蒋兆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1953年），都与这一时期流行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其它作品相呼应。
至于像“教妈妈识字”这样的题材，也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它所对应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初覆盖全国的“扫盲运动”。面对文盲率高达80%的现状，以及这一现状成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政府一声号令，就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一时间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无疑，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特点，紧随时政的热点往往都及时反映到当时的美术创作之中，所以，在对1950年新创作的年画进行总结时，发现其中反映学习文化的作品就占百分之五。而当杨之光1953年创作的国画《婆媳上冬学》在1954年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这一题材的意义也就显露出来。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教妈妈识字”作品，其中以姜燕的《考考妈妈》为代表。
“建设”主题在新中国美术主题创作中不仅数量多，而且表现范围广。自1954年关山月的国画《新开发的公路》出现在全国美展上之后，许多用不同角度表现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作品相继出现，一时间水库、公路、桥梁、隧道、工厂等具有标志性的物象都成为主题创作所表现的对象，并出现在各种画面上。其中少儿题材的美术创作与建设题材的对接，也是表现建设题材的不同角度，更是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反映主流现实题材方面的积极作为。其中的代表作有黄永玉的版画《我们以前放羊的地方》《万斤稻上的舞蹈》。可见在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儿童形象的利用，或者是儿童题材的创作，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为了宣传的目的，主流美术创作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特别的社会功用。
“娃娃戏”的新表现
虽然新中国的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可是，“娃娃戏”依然是一个连接传统的特殊的类别，无疑，也有着发展的新表现。早期的代表作是张仃创作于1950年的新年画《新中国儿童》，最早刊发在195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人民画刊”介绍新年画的专版上，此后，又获得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的乙等奖。这件作品可视为新“娃娃戏”的代表作，画面中的儿童既有海陆空军、又有工农的装扮，而主题依然是沿袭了发源于根据地的“反美反蒋”的内容，其画法则在年画和漫画之间。同时期墨浪的新年画《打纸老虎》（1950年），表现的是儿童模仿成年人游行的场景，则更具有新年画的特征。而特伟于1954年创作的《拔萝卜》，以连环画的形式用三个画面既表现了合力拔萝卜的过程，又表现了丰收的喜悦，完全是传统“娃娃戏”的审美趣味，这在同时期美术创作中是极少没有政治符号的作品，却又有着一种特别的新中国气象。在儿童题材的艺术作品中，特伟还有一件影响更广的作品，这就是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在儿童题材的获取上，丰子恺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儿童的方方面面，其中《瑞雪映睛空 儿童塑雪翁》（1961 年）是雪后常见的儿童堆雪人的情景，“瑞雪映晴空，儿童塑雪翁。雪翁开口笑，预祝大丰年。”显然，丰子恺所要表达的是丰收题材中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与儿童新生活相关的内容，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从周昌谷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的国画《两个羊羔》（1955年），到吴凡的版画《蒲公英》（1959年），可以看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在表现新生活美好方面，往往有着特别的脱离政治主题和政治符号的空间，使得美术创作的百花园里看到一朵特别的小花，如同《蒲公英》中的那小女孩正在吹的花一样，或许这正是这一时期儿童题材美术创作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有着调剂的作用。
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新年画艺术的表现空间在逐步萎缩，加上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几千年来“娃娃戏”所传达的多子多福的思想遭到彻底的颠覆，而“娃娃戏”的表现在美术创作越来越趋向现实主义的表现中，也与艺术和社会渐行渐远。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年画逐渐退出了主流出版界和市场。可是，儿童以及儿童题材的美术创作依然存在于重大社会事件的主题创作之中，从抗洪救灾到奥运会，以反映儿童的现实生存及其状况的表现，同样成为创作中的一个亮点。
新中国以来从表现少年儿童美术创作的各类美术作品，到服务于少年儿童教育的连环画、宣传画、漫画、动画、插图，大众美术的发展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审美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及至21世纪，传统形态的大众美术面对数字化的时代而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型，一方面是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传统形态的美术创作几近终结；另一方面，动漫等新的业态借助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而蓬勃发展。但是，如何在依然活跃的主流美术创作中重振少儿题材，则关系到这一题材在新世纪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