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龙形觥 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出土
中国商周铜器流失海外颇多,清朝末年至民国，社会动荡，众多传世青铜器被西方列强劫掠或通过走私途径出境，现欧美日等国家的一些著名博物馆或相关研究机构多有收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犯罪日益猖獗，大量出土青铜器散落流失，总体数量惊人，其中不乏一些青铜重器。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在财政部专项资金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一方面从各种文物代理机构协商购买了一些流传有序的青铜器精品，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打击文物犯罪的监管力度，追缴回大量被盗青铜器。作为文物大省，山西历史遗存丰富，文物被盗案件时有发生。2018年以来，山西公安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绩显著，并先后两次向文物部门移交了数量庞大的追缴文物。山西省委省政府遂决定正式建立“山西青铜博物馆”，将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功追缴回的大量青铜器，与历年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作为博物馆的展陈主体，通过展示晋系青铜的范铸技术与艺术风格，讲述山西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从青铜时代到如今第一家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的建设，历经几千年，青铜器间或流散，复有珠还，如今归去来兮，闪耀吉金光华。
“子孙永宝用”这句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最常见的用语，出现在西周康王时期，寄托着器物能够永世流传，后世子孙能够铭记和珍爱祖先功德与荣耀的美好期待，是商周时期人们追求“不朽”历史意识的体现，而青铜器厚重坚实的特性，更使其成为承载这种历史意识的最佳载体。商周青铜铭文中虽未明确回答何为“不朽”的问题，但这些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青铜器，正是我们感受祖先风貌、传承中华文明的“不朽”物证。
2019年7月27日新建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展示面积1.1万平方米，展陈文物2200余件，除多年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博物馆珍藏外，更吸纳了山西省公安机关强力打击文物犯罪所追缴的众多文物，其时间横跨龙山时代晚期至汉代，囊括了所有已知青铜器的器形类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炳华介绍：“山西地处古代中原文明圈，同时又与草原文明接壤，是全国出土青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并且有完整的文化发展脉络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东周时期，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国及三晋青铜文化成为整个中原文化的主流，对后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样一座序列完整、连贯的国内首家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不仅将为专业研究者提供相对完整的材料，便于展开全面研究，也将会带动普通观众从晋系青铜器入手，进而对青铜器的艺术造型、中国青铜文明以及青铜时代，形成一个较为完整而全面的认知体系。”
从某种角度上讲，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建设，山西公安干警贡献巨大。历史上山西的古国非常多，且由于山西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先秦时期的墓葬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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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前多保存完好。80年代后期，在国际、国内文物非法市场强劲购买力与文物保护方面存在各种漏洞等因素的影响下，受高额利益的驱使，盗掘活动开始猖獗，并迅速蔓延，山西成为重灾区，其中晋南地区尤为突出。诸如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购回的戎生编钟、蟠龙纹鼓座、蟠螭纹编钟、虎耳蟠龙纹壶、错红铜扁壶，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晋侯稣编钟、子仲姜盘，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子犯编钟，以及此次山西青铜博物馆中展出的晋公盘、义尊、义方彝等晋国稀世珍品，多半与近二三十年来的盗掘活动有关。
据山西省公安厅公布的数据可知，自2018年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10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99人，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80个，追缴涉案文物27911件，其中，一级文物141件、二级文物271件、三级文物1071件。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和追缴文物数均超过前十年总和。虽然过去公安部门也采取过行动予以打击，但并未起到遏制作用，此次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力度和策略远胜以往，坚持从盗掘到销赃再到收藏整个链条的追索，对一个个盗掘和销赃的产业链给予重击，震慑作用明显，值得全国借鉴。
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表示：“公安机关加大执法力度，成功追缴回被盗文物，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很多时候，文物犯罪不仅会造成遗址、墓葬严重损毁，文物大量流失，还会让文物所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大打折扣，残缺不全。而考古学家去发掘一个墓葬的时候，会十分注意整个墓葬的考古背景、层位关系、器物组合等重要的历史信息，因为丧失了这些历史信息，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重要的青铜器，实际上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当时是从哪个墓地、哪个墓葬中出土的，它的文物组合关系是怎样的，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研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相较于众多因盗墓而散落民间、海外或是损毁的青铜器来说，在公安机关的努力下，这些被盗文物能够重新回归学术研究机构和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应该说是幸运的。鉴于此，我们在盗掘、盗窃文物犯罪依然猖獗且呈现暴力化、集团化趋势的今天，一方面仍需持续加大针对文物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让犯罪团伙无处容身；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各类文保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建立健全群防群治长效机制，防止盗掘盗窃珍贵文物犯罪滋生、蔓延，以便让更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够留存下来。
当然，针对山西青铜博物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展品来自于追缴文物这一情况，仍然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许多人认为，随着文物与其团组的分离，它将不再具备讲述与还原历史的能力，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件艺术品，这样的博物馆展示，在考古学、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中都显得不够规范。事实上，山西青铜博物馆的搭建，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些追缴文物考古出土信息已经缺失的遗憾，而是将追缴文物作为集群式的“类型标本”，与考古出土物相配合，共同佐证历史、展示各遗址墓葬的典型风貌与时代特征。整个展馆的展陈序列与晋系青铜器的发展演变，仍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博物馆珍藏来构筑的。
山西商周青铜器在历史上屡有发现，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红铜铃和一件铜齿轮形器，孙庆伟在谈及整个展览中印象最深的展品时说道：“因为我是学习考古的，所以可能角度略有专业侧重。我非常在意陶寺出土的那个铜铃，那在一般观众眼中显得很小、很不起眼，但它的年代非常早，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它同陶寺出土的龙盘、石磬组合，相对完整地展示出尧舜时代的礼乐文明，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铜铃虽小，学术价值却非常高。”
在此之后，晋陕高原一带的保德、柳林、石楼、永和、吉县等地发现的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既有如觥这样近似于商代晚期的典型铜器，也有如铃首剑、管銎斧、蛇首匕、兽首刀等显示出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特色的铜器，还出土了带铃豆、舞铙、龙形觥等极具特色的青铜器。不同风格青铜器的发现，说明这里曾经有依附于商王朝、与之交好的方国，也有与商兵戎相见、文化差异明显的敌对方国。多种文化彼此消长、交融共生，呈现出了多彩的商代文明。
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曲沃晋侯墓地、绛县横水墓地、侯马晋国遗址、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晋国曾经的辉煌，其中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更将晋系青铜器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西周一代，周王室既是政治上的“天下共主”，也是各种典章制度和物质文化标准的制定者，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属于尖端产业的青铜器制作规范。彼时晋国作为同姓封国，地理位置位于王畿周围，一直与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青铜器也基本与王畿地区保持高度一致。进入东周后，天子衰微，许多独具特色的器物开始出现，比如大量的鸟兽尊，还有一些精巧的方盒形器，如刖人守囿小车等，都不见于其他地区。到了春秋时期，文公称霸，晋国的物质文化水平达到鼎盛，同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晋系青铜器中融入了很多中原文化之外的因素，比如赵卿墓出土的环形首剑、管状銎戈等，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特色;还有一些代表了南方楚文化及吴越地区文化的器物，比如上马墓地出土的蟠螭纹罍，就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色。
不难看出，整个展览首先以时间为经，以不同的墓葬遗址为纬，将展厅划分为一个个考古单元，通过考古出土物来阐释晋系青铜器的发展轨迹与晋文化形成、发展、繁荣及衰退的全过程，并通过追缴文物的集中陈列，穿插展示了不同青铜器器形的演变发展。再者，集群式展现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在祭祀、战争、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各个方面确立的规范和秩序，并根据青铜器材质、形态、装饰、铭文和组合方式的差异，呈现出拥有者不同的身份等级和价值取向。与此同时，还清晰地揭示出随着时代变迁，青铜器与礼制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弛，并逐渐淡出历史的过程。最后，通过众多残存的模块和范块，揭示出晋系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的理念与高超技术，以及其完整的青铜工业生产链。正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从合金成分、铸造手段到造型艺术上的特性，才造就了中国青铜器的独特魅力。
从技术到制度，进而延伸到思想观念，正是这样一条反映人类文化发展不同层次的线索，贯穿于展览始终，进而让每一位观众都能通过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出土的晋系青铜器，来领略青铜时代的历史文化面貌与经久不衰的文化积淀。
在主线的牵引下，散落在展览不同单元中的数个“阶段性高潮”，在保证展览连贯性叙事的同时，也有效调动了观众的观展情绪，缓解了博物馆疲劳。诸如在“赫赫晋邦”部分中，就根据1979年开始发掘的完整的西周诸侯墓地——曲沃晋侯墓地中的9组19座墓葬，以及大量青铜器铭文资料而推论出从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晋文侯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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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晋侯的西周晋国世系表，并按照世系表陈列展示历代晋侯时期的代表性青铜器，此次打击文物犯罪行动中收缴回的青铜重器——晋公盘就陈列在其中。通过这个晋文公送给女儿的嫁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在课本上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雄才大略，更能从这个艺术造型独特的陪嫁器上看到他作为父亲慈爱的一面。历史人物的立体性、鲜活感，就借由这些青铜器展现了出来，并以此拉近了青铜器与观众的距离。
此外，1988 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赵卿大墓，在展厅中同样掀起了一阵“展览高潮”：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第一大鼎——蟠螭纹镬鼎立在展厅正中，散发着古朴厚重、典雅华贵的气息；展厅一侧，一座容纳15辆木质战车与46匹战马的大型车马坑，仿佛正发出隆隆车声、啾啾马嘶；再伴以成组的礼乐器，整个展厅仿佛是迄今为止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东周墓葬——赵卿大墓的一个缩影。其奢华程度，折射出那个“简襄功烈”的时代，既是晋国公室没落，“政在家门”的年代，也是旧贵族纷纷凋零，韩赵魏新兴贵族崛起的时代。
经过海内外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山西青铜文化，甚至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面貌已日渐清晰。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吸收、融汇、展示了有关青铜器的各类研究成果，将相应展品背后的故事、制作方法、代表的文化内涵，通过清晰详细的文字、图片展板呈现了出来，再加上诸多由考古发掘构成的“阶段性高潮”，使得整个展览非常“硬核”。但在给予观众强烈视觉、知识容量冲击的前提下，如何在大规模的仓储式陈列中，给予重点展品以欣赏空间，并传递出足够明确的信息，让观众投注情感在其中，仍是博物馆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公共教育已然成为博物馆展览建设核心问题的当下，山西青铜博物馆通过多媒体技术的介入，可触摸的青铜复制品、仿制品，以及设计了众多围绕青铜器发掘、考古绘图、拓片制作、病害处理、铭文书写等内容展开的互动式教育项目，从最简单的游戏到深层的青铜文化的认知，为每一位观众更加清晰地了解青铜文化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青铜器在历经岁月磨砺之后，那一层青绿色铜锈，在今天博物馆灯光的照耀下，依旧闪烁着吉金光华。它们虽是先秦时期贵族文化的产物，但投射出的绝不仅仅是彼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般风貌，那浓浓的威猛肃杀和尊贵典雅之气，不正是中华民族战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平时修文执礼、吟诵庙堂的永恒象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