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物画经历战国、秦汉和顾恺之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形成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物画在20世纪不仅是经历了社会的变革，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西方教育的支撑下，人物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中，因为社会发展中的骤变以及重大社会现实的影响，几乎是一夜之间，人们发现周边的一切，包括服饰、器用等都与过去全然不同。而在人物画中的最大改变是出现了“时装人物”，一方面是新的内容，另一方面是与新内容相关的人物的新的装束，以及关联的人物气质。代表性的就是陈师曾一百年前画的《读画图》。
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画，虽然还有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很多历史故事，以及具有教化意义的英烈和贞节、祥瑞的内容，反映了文化传统和民间所好，可是，改造却也在自觉地进行之中。新的人物画在异军突起之中表现出了新的时代力量，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正在一些新的题材和内容的表现之中，因此，出现了与新的教育相关的新人物画的画法。这种画法强调造型，强调比例匀称以及明暗、透视等等，而在同样的基础教育培养下，其画法大致相近，正如同传统画法中出于同一个门派和地域之中一样。虽然依旧是用毛笔和宣纸，用水用墨，和那些用画布、油彩所画的油画有明显的不同，可是，内在的关联是互通的，这也就有了许多从美术院校毕业出来的既能一手画油画、又能一手画水墨，并表现出彼此在核心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徐悲鸿、蒋兆和等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在新时代的舞台上表现出了积极的意义，同时发挥着改造传统人物画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并以此改变了人物画的整体格局。
新的人物画之“新”，是因为有了一批又一批从美术院校中出来的新画家，他们能够用新的方法来表现现实生活，反映对社会的看法。抗战的社会现实给予人物画的发展以一个历史的契机，这就是有了他们的用武之地。徐悲鸿画《愚公移山》，傅抱石画《苏武牧羊》，蒋兆和画《流民图》，如此等等，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成为时代的写照而激发了人民。绘画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在这个时代中得到了确认和彰显，新的人物画由此奠定了在新时代中的社会基础。
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在形成体系化的发展中对后来的人物画发展以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到1949年之后，因为现实更加明确地要求绘画为社会服务的功用，所以，以教育的方式奠立的基础以及影响下的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依然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用造型，用素描以及等等新的方法去染天染水，并能够把人物的结构表现得更为精准，由明暗所带动的立体感更强，而色彩也更加丰富，不仅是原来的固有色，而且也有了冷暖的对比和变化。所以，从造型上来看，基于现实主义的种种努力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画面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融合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已经开始把人物画逐渐集成为一个新中国的时代风格，而这个时代的风格以表现新的现实题材为主，却不强调其个人风格和个性特色。因此，在主流的绘画创作中，这些作品出现在全国美展和一些重要的展览之中，它们所反映的时代新风和时代新貌，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形成了覆盖全局的新中国的时代风格。
虽然，社会上同样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个人风格显露的画法，如林风眠、丰子恺、关良等，但他们不在主流之列的种种表现，实际上只是彰显了个人风格而已，与整个社会和艺术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对整个人物画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现代美术教育开拓了20世纪上半叶人物画的新的局面，现代美术教育加新中国传统则造就了20世纪下半叶人物画的格局。从本质上来看，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模式替代了原有的旧的模式，这种历史性的置换发生在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了人物画走向现代化的一条道路，形成了人物画发展的主流，也造成了人物画发展在当代的问题。无疑，在21世纪的今天，被置换掉的传统的人物画，包括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踪影。而这样一种发展又直接造成了21世纪以来当代人物画所出现的更为同质化和套路化的局面，并通过全国美展一届又一届地发展，以及所导引的方向，使同质化、套路化在表现现实题材和主题创作中暴露出来。虽然现实题材和主题创作所要求的形式风格，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依然是在“百花齐放”大政方针下的前行，可是，现实中的各种评选和各种评选的结果在事实上造就了一种范式，并影响到在全局范围内的跟随和效仿，形成了一个名为创作、实际是生产的专业过程。这一过程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没有文件号令，也没有任何组织的命令，可是，就这么整齐划一进入到一个范式之中，像接到命令一样的听从。无疑，这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有关。
以西方教育体系为支撑的人物画的造型和表现方法，到了新的世纪并没有突破，也没有改观，而是变本加厉地走在一条独木桥上。在这座独木桥上，新一代的画家不断努力去表现时代所要求的新的题材，很多人在不断的“创作”中忘记了自己。精致的利己主义表现在群体性的艺术态度上，就是把艺术的真谛抛在一边，只要能入选，可以不顾一切地顺应和扭曲。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努力把个人风格与现实题材结合起来，但个人语言的有限性已经表现出这种努力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今天的人物画表现中，很难看到像黄胄、程十发这些前辈所具有的突出的个人风格，很难看到像周思聪、卢沉那样具有坚实的造型和表现能力，也很难看到像杨之光、刘文西那样在表现新题材方面的创作能力。如此就造成了人物画现实发展中的尴尬。
个性化的形式语言以及属于画家自己的个人风格，对于艺术非常重要，对于画家更为重要。然而，当下人物画创作中的去风格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人物画创作中的一个潮流，或者是现实潮流中的一种反映。面对同质化和套路化，人物画如何发展就成为当下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之中。今天的人物画不缺人物画画家，而是稀缺优秀的人物画画家。人物画的发展正走在一个崎岖的道路上，这条路上非常拥挤，一代人在这里前行，作品越来越多，作品越来越大，作品越来越工整、细腻、刻意；语言相似与板、刻、结，成了同质化、套路化的基本的表现。而反映现实题材、包括历史题材的创作在各种工程的刺激下显现出的繁荣，实际上是虚火。一场又一场的过后，人们并没有记住有哪些是能够打动人的作品，哪怕是一些形象。人物画毕竟不是靠题材、靠内容，而是要靠形象、靠风格、靠语言，失去了形式、风格、语言的创作，徒有其形象往往会发生以照片为依据的“创作”之中。而这样一种方法反映到画面中，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目共睹的套路，凡此都是有迹可循。
今天，很多人物画家用同样的方法来画同样的画，只是画不同的内容而已。因此，人物画的创作在当下的实际状况所表现出的是造型能力在急剧下降，可是，这在画面中并不能一眼看出来。因为是在画照片，并辅以电脑等新的科技手段。今天人物画创作中的人物造型的基础已经不是通过素描和写生来培育，人物的动态也不是靠速写来获得，这就形成了与过去的全然不同。在这个同比下降的过程中，人物画的精气神全无，人们所看到的顾恺之所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理论在当下的缺失，正成为一个时代的危机。如果今天的人物画已经退化到“以形写形”的地步，或者局限在学院所学的造型能力的表现之内，那么，人物画极有可能被数码图像所替代。显然，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去模拟人物画的一些画法，并通过输出而达到当代的现有水平。如此，面对这样一种方法对于人物画的颠覆，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不可抗逆；当代科技的融入不仅是对于造型能力的颠覆，而且也是审美的颠覆。
在今天人物画创作的主流中，种种问题的叠加反映到当代人物画创作的面貌中，实际上就是以全国美展为主导的当代人物画创作主流中所表现出的若干问题。基于此，如果我们不能从艺术的根本上，不能从中国水墨画的根本问题上来认识当代人物画的问题，这样一种导向极有可能形成对当代人物画发展的致命的伤害。那么，问题千万般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在“创作”。陈师曾1917年画《读画图》，那就是画；而今天如果把“读画”上升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去表现的话，那就是“创作”。如何让创作回归到画的情境之中，如何把人物的表现卸掉“创作”的沉重负担，以画的心态去画人物形状、情态、趣味等等，这是需要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