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箧藏鼠图（国画） 清 任薫 天津博物馆藏
“海上画派”代表画家任薫（1835-1893）擅画人物和花鸟，兼擅山水。他所绘动物或人物，取材角度新颖，善以生活场景入画，展现其迥别于时人或古人的平民意识与趣味性，在其《书箧藏鼠图》中，便可略窥一斑。
天津博物馆馆藏的《书箧藏鼠图》乃任薫所绘《十二生肖图册》之一。该图并无署款，仅钤白文方印“任阜长”。画中，一长者坐于书案前之木椅上，侧身向着书童。而书童蹲于地上，右手扶着书箧，一堆套着书匣的线装书倾倒在地，一只黑色的老鼠从书堆中窜出，惊慌地逃去。显然，这是长者在阅读时发现有老鼠啃噬的痕迹，遂令书童翻箱倒柜，终于发现逃之夭夭的小鼠。画面中，小鼠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但在富有情趣的书童与长者的对白与动作中，小鼠却是整个事件的主角。由此，让人想到一个成语：鼠啮蠹蚀。这个成语的本意或许就是针对老鼠和蠹鱼对线装书的破坏与侵蚀，虽然它后来引申为微小而无价值的东西，但对于读书人来说，其实并非小而无当，就其危害性来说，并不亚于其他形式的对书的危害。故在画中，长者放下手中书卷，指使书童务必捉拿“肇事者”，而书童在倾侧书箧后，未能及时发现飞速逃离的小鼠，一脸的无奈与苦闷。作者捕捉到的栩栩如生的场景，正是读书人时常遇到的。
书桌上，钟鼎彝器中插着盛开的菊花，一块抄手砚置于书卷前侧，一支毛笔在书卷右侧，左侧为灯台、紫砂茶壶和两只瓷杯，体现出文人优雅而富有诗意的书房陈设。任薫正是通过一个“书箧藏鼠”的话题，传递出彼时文人的书斋趣味。见微知著，透过此画，大抵可洞悉晚清时期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画中事件的始作俑者，小鼠慌张而急速行进的神态，为画面增添了动感。而此图作为任薫所绘的《十二生肖图册》的一部分，小鼠虽“小”，却事关重大，它以其微小之躯，成就了任薫的绘画主旨。
画中，书案、蜡烛以及倾倒于地的部分书匣为朱砂所绘，盆栽和另一部分书匣为青绿，木椅、屏风、书箧、小鼠、烛台和砚台为浓淡不一的水墨绘就，而长者和书童的衣服分别为浅蓝和浅红所绘。画面色彩丰富，尤其是具有跳跃感的红色，为整幅画增添了喜剧色彩，有很强的视觉效果。作者既有工整细微之笔，亦有粗犷简洁之韵，人物与家什、书箧的配搭，以对角线贯穿，使画面具有谐调的美感。人物的衣纹有铁线描，亦有行云流水描，颇具装饰性，很有晚明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遗韵。近人盛叔清所辑的《清代画史增编》中称任薫“工花鸟，用笔劲挺，枝干条畅。人物虽学兄法，然奇躯伟貌，别出匠心。晚年运笔如行草，而精气愈显，盖由天人俱到而能臻此者”。任薫之兄为任熊（1823-1857），与任薫同为“海上四任”（另两人为任颐、任预），从该画可以看出，任薫一如其兄，其人物得陈洪绶法乳尤多，而在画面中表现出的“用笔劲挺”的人物造型和“运笔如行草”的人物线条，却是十分明显的。万青力（1945-2017）在其《中国现代绘画史·晚清之部》中称：“任薫后半生多居苏州，而当地画坛一向重视技巧，画作多以工细为主。”在该画中，同样可看出任薫用笔精细的风格。因而，无论就其绘画源流、笔墨技巧抑或风格气韵，该画都可代表任薫的基本画风。虽然该画和《十二生肖图册》中的其他作品一样，并未标注年款，但就其风格看，当为任薫由学陈洪绶变形夸张的人物画之后，逐渐走向成熟时期所作。任薫享寿并不永，年仅五十有九，在其署有年款的诸多作品，如作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的《芭蕉坐席图》（上海博物馆藏）、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瑶池霓裳图》（天津博物馆藏）、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花鸟图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六年（1880年）的《人物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鹰鸡图》（上海博物馆藏）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较为稳定且烂熟于心的笔墨技巧，而《书箧藏鼠图》正是这种渐趋成熟的过渡期风格，展现出其艺术渐变的痕迹。
在《十二生肖图册》中，其他作品分别为描写在林中一人跪地询问牵牛的老者、双虎徜徉在荒林的小河两岸、一人卷曲在茅屋中放养两只白兔、江岸的人群观看双龙戏水、一人拉开弓箭正准备射杀昂首扑来的猛蛇、一老一少在随从的牵引下骑马前行、一只羊拉着坐着仕女的木车、一老人与猴子坐地对望、一剑客正闻鸡起舞、一妇人牵着家犬喜迎送彩礼者、一蓝衣人坐于屋后牧猪等。这些画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无一例外，任薫描绘的动物都和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和一般所见的十二生肖图中仅画动物而未见人的踪迹有所不同。作为一个长于人物与花鸟的画家，任薫通过《十二生肖图册》很好地呈现了其在人物、走兽和花鸟方面的突出成就。他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十二生肖作为人类密不可分的伴侣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晚清时期，任薫将文人画高扬的笔情墨趣转为世俗化的生活情趣，在商业化和思想开放程度均极高的上海、苏州地区，别树一帜，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找到了知音。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