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自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引进艺术品拍卖后，便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藏家的眼球。因为艺术品拍卖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其实质是一种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的艺术品交易方式，是买卖双方通过专业的中介企业——拍卖行，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里，由买方以价格竞争为手段，以价高者得为原则，以落槌成交为形式的买卖活动，它有别于古玩市场上个人之间的成交。尽管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但缔造了无数的神话故事，更有说不尽的投资收藏话题。
笔者就先从1993年上海举办的“朵云轩首届字画拍卖会”谈起，这一场字画拍卖会在当时很多行内人眼里，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主办方请了谢稚柳敲下第一槌。在海内外买家踊跃竞投下，155件拍品最终成交835万元，当时国内藏家大多只是好奇地观望，举牌的买家大都是境外人士，香港大藏家张宗宪一人共买下价值200多万元的拍品，约占全部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头号买家。其中第一号拍品——丰子恺5平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被他以11.5万元拍得，创下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这个价格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站在今天回头看，似乎捡了一个大漏，不得不佩服当时张宗宪的胆识和魄力。
封面作品是张大千的《晚山看云》立轴（1946年作），以143万元创下当时第一高价。谁又会想到2009年上海天衡再度推出时成交价为1792万元，5年后，也就是2014年上海嘉禾第三次上拍此作，获价高达2875万元，21年价格翻了20倍。
更有趣的是陶冷月的精心之作《秋江月雁》（图1），约12平尺，估价7.5-8万元，居然无人问津，出现流标。之后藏家拿到香港市场去拍，2001年苏富比以13.2万港元成交（折合人民币约14万元），2012年这件作品又回流到中国嘉德，成交价高达575万元，创下了陶冷月作品的市场新高，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话题再转向北京翰海和中国嘉德，它们都比朵云轩晚一年举行首拍。像徐悲鸿四尺整张《立马》在翰海首拍以26.4万元成交，徐悲鸿的这类作品在2000年之后动辄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而李可染的大幅《井冈山》估价70万—90万元，在翰海首拍上出现流标，潘天寿的大幅《丹岩松鹰》估价60万—80万元，同样流标。这些现在恐怕都是上亿元的重量级拍品。
1995年秋季，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内外藏家竞投，中国嘉德首次推出藏家专题收藏专拍——“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共上拍165件，几乎涵盖了齐白石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书画作品，可谓佳作连连。遗憾的是，专场拍卖很不成功，整场拍卖成交率只有43.03%，总成交金额仅1296.68万元。其中，价格超过20万元的只有14件，齐白石1933年所作的《莲池书院图》以198万元拔得头筹（图2），此作2016年再次被嘉德上拍后，成交价高达5290.5万元，比1995年的价格高出5000多万元。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价格也是1995年杨永德专场总成交额的4倍。
在那场拍卖会上，还有2件作品让笔者记忆犹新，一件是齐白石精心之作《钟馗搔背》（图3）和其1954年作的巨幅《祖国颂》（启功题签，图4），前一件估价50万—60万元，后一件估价180万—200万元，也是整场拍卖估价最高作品之一。遗憾的是这两件都出现流标。
有意思的是，2018年匡时国际再次上拍《钟馗搔背》，获价高达1288万元，这个价格也比当年整场总成交额还要高。所以，从杨永德齐白石藏画专场引发了很多思考，一是当年的漏够大，不少作品日后的成交价上升至数千万元；二是有的藏品是漏中有漏，比如齐白石的《祖国颂》之后又两次出现在拍卖场上，一次是2006年华辰以374万元成交，价格远高于首次拍卖的估价；后一次是6年后，也就是2012年保利以8280万元天价成交，6年涨了20多倍；三是当年专场成交价格那么低，对于有意释出的香港收藏家杨永德并非坏事，因为之后的齐白石作品价格扶摇直上，现在价格翻几百倍都是常态。
1995年杨永德的专场拍卖又让我想起了1994年台北苏富比的“张学良定远斋藏画”专场拍卖，全部207件拍品尽数拍出，总成交额高达13289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2500多万元。
其中宋代画家谢元的传世孤本《桃花》以超出估价三倍的1655万新台币落槌，创这次拍卖会之最。而张大千的18幅作品掀起了拍卖高潮，其中11幅拍价超过100万新台币，《湖山清舟》以1050万新台币落槌，《水竹幽居》和《秋声图》也分别以520万新台币和390万新台币分列第二、第三名。当时，该专场拍品成交几乎都相当理想，特别是100%的成交轰动全世界，为此，许多藏家发出了“物以人贵”的感叹。至此，张学良全部藏品流散世界各地。
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收藏张学良旧藏的热情，不少作品流入国内拍场，如2011年春季嘉德组织推出的“少帅墨缘——张氏家族藏珍”专场，拍卖件数为14件，结果成交11件，3件因为估价过高而流拍，成交率为78.57%，总成交额高达1.28亿元，这也是当年专场总成交额的4倍多。要知道1994年台北专场有205件拍品，现在只有11件，可见张学良藏品有多么的受欢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台北专场中张大千1976年作《春酒百福》镜心（图5），为大千晚年之作，尺幅约3.5平尺，曾一直悬挂于张学良寓所。这件作品当时确切成交价笔者未查到，但从排行榜的信息中得知没有这件，估计这件作品也就几十万元吧。之后，这件作品二度在国内拍场亮相，第一次是2013年出现在北京文津阁拍卖会上时，结果大受众多藏家的青睐和追捧，最后以高达793.5万元被一藏家买走，原买家可谓收益不菲；第二次是在2018年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亮相，成交价为713.5万元，也就是说在文津阁迈入的藏家5年来不算利息，至少要亏数十万元。所以，高位接手，即便题材再好也会被套，损失惨重。类似这种高买低抛，损失上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事例在近几年可谓屡见不鲜。
从上可看出，拍卖场上行情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曲曲折折。有人欢喜，有人悲伤；有人兴奋，有人失落。它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味和思考，这或许就是艺术拍卖的魅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