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藏宋徽宗《写生翎毛图》，近来已有研究者从构图、笔墨、题签、落款、钤印、装潢乃至流传等，皆加以考辨，认为确系宋徽宗真迹。实际上，书画鉴定本就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尤其是真伪的鉴别，用徐邦达先生的话说“离奇变换，不太容易搞清楚”。在此并不打算，也没办法对其真伪提出任何意见，因为没看到实物，不仅是大英博物馆的那一件，没能拿在手中，几件同类的作品，也没有亲眼所见。
图像分析虽然是当代书画鉴定的重要方式，但仅凭图像分析，所得的只是一鳞半爪，不免有所缺憾。或者说，摄影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当作品藉由镜头，经过摄影师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操作”，而成为一幅照片时，已经从一种艺术形式（绘画）转码成另一种艺术形式（摄影），何况我们看到的照片，大多还经过后期裁剪、调色、修图等过程，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已经是崭新的“创作”了。大多数画册提供的照片，由于版权、出版等因素，都未能完整展现作品的装池，已经表明这种“再创作”是不能替代实物的。
不过，有一则史料，倒是值得研究者关注。
1936年，傅振伦先生曾到大英博物馆的库房参观，有幸见到这件《写生翎毛图》，其在《英国博物院中国绘画观摩记》中写到“库中有宋徽宗所为花鸟图卷，长丈许。”还特意提到作品题“御画写生翎毛图”，末书“御笔”二字及署押，但“真伪未可知也”。文章载于《逸经》杂志第27期，1937年4月刊出，这可能是《写生翎毛图》入藏大英博物馆后，最早的中国人观看记录。
这里还隐含着一则信息，即傅振伦可能是20世纪最早鉴定《写生翎毛图》的中国专家之一。傅氏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国学门，1934-1940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后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虽然其研究领域偏重于博物馆学、方志学、档案学及古陶瓷等，但旧时代的博物馆专家大多有“博学君子”之风范，经眼既多，体悟亦深，师友交谊，也常以书画为主题，鉴定自然别有眼力。一句“真伪未可知也”，颇值得回味。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提出是明清赝作，也没有确定是真迹。事实上，从1934年起，傅氏长期负责库房藏品及册簿。宋画作为清宫收藏之菁华，或多或少会引起注意。或许是意识到故宫博物院的册簿上已有《翎毛写生图》，甚至有过一眼之缘，才没有对大英博物馆藏本轻下结论吧。只是这则参观记，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作品的图像流传和价值的再发现，则要归功于20世纪下半叶以傅申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史家们。
此外，清宫旧藏的《写生翎毛图》，在1923年11月19日，由溥仪赏赐给溥杰，并携带出宫。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指出“为绢本重彩工笔花鸟卷，乃明清之间的苏州片子，技法欠佳，连一般的复制本也不如。”还提出“乃明人赝作，《西清劄记》误以为真迹，实乃苏州片子一类，无多少艺术价值。”
至于台北故宫所藏《写生翎毛图》，亦出于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故宫书画录》指出“疑伪”。可见清宫旧藏《写生翎毛图》不下二（或三）本，即便乾隆本人及他手下的诸多名臣，也是拿不准的，与《清明上河图》的情形倒是有些相似。
还有一点，就是从科技手段鉴定的可能，如绢的结构，又如肉眼不可见的修补及涂抹痕迹，从而揭示出其流传过程中的变化。William Bateson及其夫人Beatrice Bateson得到作品的记述，大英博物馆的馆务档案及工作人员的手记等，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追索资料。只是近代史料确实浩如烟海，资料的积累难以一蹴而就，即便当下的网络资源愈发丰富，但尚未实现数字化的文献仍然相当庞大，若从跨语种文献的角度考虑，这一数字更加难以估量。在此也只是就断篇残简，略加论述，或供资鉴。
温玉鹏（杭州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