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界，名人互怼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互怼在这里并非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体现出各自立场的坚定。现代美术界最早的名人论争应是始于1929年的“二徐之争”，即徐悲鸿和徐志摩二人关于西方印象派、野兽派持褒贬两种不同看法而引发的学术互怼，这场尖锐的学术论争体现了当时中国精英层面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不同接受度和认知度。令人意外的是，这却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多元性存在，影响着持续近一个世纪关于中国美术走向的思想交锋，甚至直到现在仍未完全停歇。在礼仪之邦，人和人之间不顾各自形象互怼互损，为小小利益而公开“对垒”，显得有失大雅，通常是会遭旁人低看的。而名人之间的互怼，究竟是文人相轻、小肚鸡肠之争，还是社会担当、责无旁贷之辩呢？名人多半会考虑到公众形象和舆论，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这类生活琐事拉上台面，而多是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或者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的不同见解，影响到整个学术圈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才各持己见、愤愤不平“大打出手”的。名人学者的天真、天性一览无余，却往往具有严谨求实和社会担当等优秀品质。
近日，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和著名画家陈丹青的互怼被刷了屏，此事缘于郭文景公开批评陈丹青的老师木心对音乐的认知浅薄和文风不佳，而被陈丹青公开回怼。这次看似两者看待木心音乐、文学、美术等的成就不同引发的争论，其实是郭文景对当下文艺家对“师辈”成就的过度拔高和宣传方式不当的公开质疑和强烈抨击。我们暂时不议论郭文景表达方式的恰当与否，但是郭文景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郭文景指出的木心存在的问题，何尝不是普遍困扰当下文艺界的问题呢？文艺家该如何客观评价自己老师的成就，能不能不带有个人情感？在漫长的中国德育形成教育体系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恩教导令每一个受教者视老师都是高大伟岸，以“尊师重道”之律来恪守自身，在尊重老师的同时也意味着不愿质疑老师的学问。“道德为上，道理次之”的心理暗示使千万学生难过人情关，对自己的老师的评价往往多溢美之词，即便是老师观点有误学生也极少会去纠正，多是极力维护以示感恩。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针对郭、陈两人之争明辨两人观点的是非对错，而要探讨的是这个现象的普遍性对中国学术研究利弊存在的意义。人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人都脱离不了群体意识和个人情感的纠缠，但人情评价恰恰是导致学术评价失去学术性和客观性的关键因素。人情如果确实难以避免，只有允许他人自由评价才是弥补人情评价不足和尊重学术客观的一味“良药”。
其实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作为学者的研究难免会受到硬性任务指派和朋友圈人情因素等多方面的困扰，以至于有些学术研究开展得较为困难，为了顾全大局和碍于熟人情面，暂时妥协于现状，放弃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使研究工作浮于表面甚至暂时停滞，不免心生遗憾。本出自于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以和为贵”，由国家大事之“和”发挥衍生为人际关系之“和”，成为中国人的金科玉律，左右逢源的处事原则掩盖了学术去伪存真的品质特征，生活、道德、真理和科学混为了一谈。学术研究本是一项求真务实的科学工作，艺术评论亦应具有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立场。名人之间的互怼、论争虽不应言语粗暴和人身攻击，但只要是抱着学术的、包容的、客观的态度，一定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和价值的，都是经得起学术论证和时间考验的，这其实体现了思想自由和学术开放。由此看来，名人之间为了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怼一怼，争一争，红红脸，出出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当下一些不好的学术倾向和不良风气弥漫，尖锐的文艺思想论争体现了文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坚毅的道德良知和社会担当。他们的论争代表了社会各层的不同认知，也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对陈规旧律的公然挑战，这些论争其实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和前兆，能让我们较早地积极地去面对这些矛盾，反思、克服和化解这些具体问题。当这些矛盾真正解决消失之时，文艺长期存在的一些棘手问题可能已经迎刃而解，社会也可能在学术启迪和思想教化中向文明和自由真正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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