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画在法，其妙在人。书法反映人、表现人，首先自觉于东晋，士大夫以风度相高，在自在、自然中寻求不朽。宋欧阳修实启“尚意”思潮，苏、黄继之，书法更深刻地翼辅于人品、学养和才华，文学性、抒情性更加重要，被视为文人“余事”。而颜真卿的人品、学养和才情，都达到了可歌可泣的程度，庶称旷古无二。宋人无不学颜，道理在此。
颜真卿的学行仕宦，节节践行了《礼记·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理想的典范。安史之乱中，颜氏一门数十人遇难，季明死得惨烈；颜真卿自己则先不容于奸相杨国忠，后不容于奸相卢杞，以古稀之年，为奸人缢毙。他的坚贞凛烈，感天地而泣鬼神，纵使其书不佳，也足令人顶礼膜拜，况其书卓绝乎。因其人、因其事、因其书，有西人所谓“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成就了崇高美的典范。尼采云：“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古今法书，以血书者罕见，《祭侄稿》以血书者也。
颜真卿平生究心楷书，自褚遂良上溯文人写书体一脉，同时兼学铭石、写经，融会贯通，创为“颜体”，其博大沉厚，与盛唐气象相表里。写书、铭石、写经这三种书迹流传方式和风格类别，经初唐相互渗透，在颜真卿手里完成了最后合流，使楷书成为雅俗共赏之书。这也正是李煜、米芾等嫌其卑俗的原因。衍而为行草，虽个性独出，终归宗祧二王，因而连尖刻的米芾也不得不说“颜鲁公行字可教”。而二王以降，行草书能真正在二王以外别树一帜、开宗立派者，只有颜真卿。有“羲之通隶、真卿通篆”一说，实际上，颜体行书结构之法来于王献之的中宫宽绰、笔势外拓，用笔在二王的即中即侧、转笔发力之外，加强了涩势逆顶，用锋如锥，行笔如犁，入纸三分，无一丝一毫轻忽，所以有“熔金出冶”之感。
方其濡笔作文之时，家国之恸，情何以堪、何曾在意书迹？也正因为此，浓淡干湿，如泣如诉，心迹一一印于纸上。而平素娴熟的技法，也自然感发于心潮，大放光芒。最高妙的技法，与最高妙的心性，如刃之与利，二而为一，固非刻意为之所能及也。
孟会祥（《书法导报》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