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母体是现实的生活与久远的文化。大凡某种题材能孳生赓续、经时不蔽，必因其与人之生存朝夕与共、情理互参。这些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渐融入文化史的清流。与人日常相伴的动物、牲畜形象很早就成为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常见题材，进入图画、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与人类生活关系紧密、作为“六畜”之一的牛即在其中。
一般来说，回顾美术史上某种画题或某类形象的源流，多从画史典籍与画迹传播中寻找出处。牛的形象，在远古陶器、周秦的青铜器、玉制品及汉画像石等处已可寻迹，再至魏晋六朝正式走进文人绘画。如学者所言：“马和牛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流行的绘画题材，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帝王的天和世俗的地。从象征意义上看，敏捷、聪慧和勇敢的马通常是与伟大的文人、杰出的官吏和为国效劳的王公贵族联系在一起的，而水牛则能引起人们对田园隐逸生活的遐想。”（杨新、班宗华等《中国绘画三千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文人绘画中的牛图始于魏晋，有史道硕的《牛图》、戴逵的《三牛图》等。如这一时期的陶弘景，因其兼为文学家与道教思想家，他笔下的《二牛图》自然蕴涵了希慕隐逸的主题寄寓。
隋唐五代是牛马画的高峰期，画家林立，名作累累。在这些画牛名家手中，韩滉最为著名。他擅绘世俗人物与农家风物，摹写牛、羊、驴等走兽尤佳。对其画牛绝艺，画论中有“落笔出色”“能绝其妙”等誉美。韩滉所作《五牛图》堪为中国美术史上以牛为主题的最经典画作，赵孟頫以“神气磊落，希世名笔”称誉之。五牛形貌各异，神姿灵动，笔法敦厚，晕染有致，精微处似庖丁刀工，五牛性情跳脱纸上。戴嵩乃韩滉后学，滉镇守浙西时，嵩为巡官，也是唐代画牛的名家，朱景玄评之“尝画山泽水牛之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其对后世影响与画马之韩干并举，素有“韩马戴牛”之谓。《宣和画谱》记载其画牛作品三十八幅，有《牧牛图》《斗牛图》《水牛图》《乳牛图》等，仅《斗牛图》存世。此画构图别致，一牛力怯前逃，一牛猛追角抵。以水墨晕染为重，线条省净，造自然之性，勾描出牛之挣脱羁绊、向往自由的精神。此外，《宣和画谱》等史料中还记载了唐、五代时期的不少善画牛者，戴峄、李湛然、韦无忝、韦偃、薛稷、顾德谦、孙知微等，成一时之盛。唐人的英武精神在牛图中体现为一种自然壮硕之美，也代表了时代的蓬勃气象。
宋元时期，牛的形象与诗意的文人画深度融合，在隐逸主题之外，增益了恬静、悠远的田园气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南宋阎次平的《四季牧牛图》（现藏南京博物院），从整体格调而言，此图继承了李唐的画风，淋漓树石之间烘托出穿越四时的牛，它既是诗意的中心，也是拟人的焦点。在田园和诗意之中，再次开拓了这一画题的审美范畴。元明清以降，基本上在这一路径上延伸。如明代郭诩有《郭诩花卉草虫画册》二本，一为淡彩，一为水墨，《牛背横笛图》即在其列。此画中健阔牛体凹凸错落，垂髫牧童神采奕奕，笔墨洗练，极富文人写意本色。
到了近现代，牛依然是一个传统而常新的绘画题材。大家熟知的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傅抱石等画家都有涉笔。徐悲鸿除以画马闻名之外，还善画水牛，《牛浴图》《村歌图》《牧牛图》等均为代表。这些作品沉淀着画家温暖静穆的儿时记忆，乡土气息馥郁绵长，天真童趣弥漫。将传统粗笔写意与西洋素描光影完美融合，水牛欢快鸣声宛在耳畔。水牛也是李可染钟爱并执着描绘的对象，从上世纪40年代初直至晚年，他一直在画。他钦慕牛的性格与气质，将画室命名为“师牛堂”。李可染笔下的牧牛图创造出一派清新温婉的田园意境，牛与牧童皆形神兼备，动静相宜。代表作《九牛图》，布局舒展开阔，笔墨厚重沉雄，生命张力奔突迸射。此外，吴作人的牛融汇中西艺术之长，别创一格，自成一家。《牦牛图》是其画牛的代表作，全图泼墨而就，以墨块写牦牛俯首奔驰之貌，造像遒劲动感，极富视觉冲击，笔墨浓淡之间，牦牛刚烈而威武的品格屹立眼前。黄胄是杰出的动物画家，创新画法，增益情趣。创作数幅牛图，生活气息浓郁，如《赛牛图》刻画了草原牧民赛牛之景，多用复线构图，严谨中不失活跃。
除了这些专门以牛为刻画主体的创作之外，还有一些画家笔下的牛，虽不作为画图核心要素来塑造，但恰恰辅助画意，妙趣横生。如傅抱石的《对牛弹琴图》和《渭城曲图》，前者仿石涛的同题画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长诗跋，“古人一事真豪爽，未对琴牛先绝赏。七弦未变共者谁？能使玄牛听鼓掌。一弦一弄非丝竹，柳枝竹枝唉乃曲。阳春白雪世所稀，旧牯新犊羞称俗……”说尽了人间悲喜况味，墨牛横卧，一派闲情，表达了抱石与大涤子的心灵相契。后者出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傅氏此图大片绿色呈现客舍与柳色，檐下友人对坐举觞，屋外仆童整理好牛车待行，老牛低眉沉思，而满纸尽是别情。
画牛是中国人情感的表达，也沉淀了浓郁的东方文化情结。这一题材较早就从中国向整个东亚扩展，无论在画题内涵或情感寄寓上，都体现出这种延续性。比如现今可见的日本绘画中，即有很多牛图。如室町时代画僧雪村周继的对幅画作，描绘了《高士传》里记载的“巢由洗耳”的典故，左图中巢父手牵的老牛半隐于古松之侧，体态健硕、眼神憨萌而不庄禅妙理，传递出不愿为名利所累的高隐怀抱。另有17世纪著名风俗画家英一蝶的《牧牛图》，此图为绢本小品，悠远的山水映衬出近景的人物和牛犊，立石丛篁间，一小童牵牛款款而行，洋溢着静穆的田园诗意，笔法和构图似出阎次平一脉画风。
质言之，中国文化素重以物托志，宇宙万类皆因其物象与品质的特性而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力量，纷纷化身诗、画中的意象，闪烁恒久的光辉。历代牛画即是如此，以形象塑造为表，深潜内里的是坚实、丰满的文化寄托，在高隐志向与田园情趣之间，为中国文化张扬着一股朴茂而清新的“牛”劲。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