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 仲叀父簋盖 广州博物馆藏
近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对学者参与收藏曾颇有微词“试问一个每天跑琉璃厂，听听行市，看看货色，找几张拓片，照几张相片的人，怎么能静下心来作精详的研究。我们只看陈簠斋对于鉴别收藏，确实卓绝千古，但对于器物或其铭词本身的研究，却极有限。孙仲容研究铜器铭辞，近世罕匹，但他所收藏的铜器，只有两件。”若是将唐氏此语与容庚的鉴藏和研究经历相比对，易见这番论断的偏颇，亦更可体会到容庚作为一个学者型藏家的珍贵之处。
容庚（1894-1983），字希伯，号颂斋，出生于晚清东莞的书香世家，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颂斋书画小记》等数十本著作。容庚的收藏和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收藏品类以明清以来书画和商周彝器为主；其学术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时期，在北京时期以青铜器和古文字学为主，1946年回到岭南后，由于南方青铜器资源的匮乏，他的研究方向转为书画和碑帖方面的研究。
容庚先生的成就中尤以彝器收藏和研究为著，他于1941年初版的《商周彝器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考论中国青铜器的著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青铜器类型学的初步基础。能取得这样可观的学术成果，除了得益于他对传统金石学的精耕细研和在古物陈列所对故宫旧藏的鉴定经历外，还受惠于他个人对青铜器的收藏以及与在购藏过程中与北平古玩从业者们的交往。
容庚的青铜器收藏基本是在1928年至1946年，他在北平工作期间购入的。彼时的琉璃厂堪称北京最大的古物市场，不论是世家子弟要脱手家藏，还是新出土的文物，大都会送去厂肆待价而沽。本文仅列举容庚先生在琉璃厂的青铜器购藏品鉴事例若干，以窥容先生的鉴藏经历以及当时北平青铜器古玩市场的风物人情。
尊古斋与容庚所购
第一件青铜器昜儿鼎
北京厂肆中，不乏知识渊博，精于鉴别，与文人群体交往频繁并受到尊重的商人。尊古斋的老板黄濬（字伯川，或百川）就是一位在青铜器和玉器领域都颇有声誉的人物。尊古斋的创始人黄兴甫原是湖北云梦的举子，在光绪二年（1876年）进京赶考，无奈名落孙山，苦于无路费回故里，就在琉璃厂附近开设了私塾。在与古董行当的人建立了联系并熟识行业规则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琉璃厂开设尊古斋。后由黄兴甫的侄子曾在同文馆就读的黄伯川在宣统二年（1910年）接手经营尊古斋。黄伯川不但在业界口碑很好，还与容庚、马衡、罗振玉等学人交往密切，但后来因为被牵涉到东陵盗宝案的销赃案中，被投入监狱。出狱后，黄伯川将尊古斋关掉，重新开了通古斋，由其徒弟乔友声经营。
退隐后的黄伯川开始专心著录，作品有《邺中片语》、《尊古斋所见吉金图》等，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的“著录章”中也曾提及《尊古斋所见吉金图》，所著条目如下“三一：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四卷，北平，黄濬（百川）辑，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本。此书所收商周至清古器一百九十（我簋器盖分别，故于序以为一百九十一），商周彝器约十之六，不记大小尺寸，无考释。”
容庚购买的第一件青铜器就是于1928年4月28日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的昜儿鼎，在此之前他对购藏古玩的认知是“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但是在性价比极高的昜儿鼎面前，爱古好古的容庚终难抵诱惑，突破认知，慷慨解囊。昜儿鼎原为清宫旧藏，见于著录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谱录《西清古鉴》。容庚在1926年被燕京大学以2400元的年薪聘为襄教授，当时的收入颇丰，在以50元购得昜儿鼎后，发出“廉价得此，殊自幸也”的感慨，从此踏上了长达约20年的青铜器购藏之旅。
铭珍斋与“史颂簋”风波
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铭珍斋，由原笔彩斋门人韩敬斋创立，位于西琉璃厂路北，主要经营书画、瓷器。铭珍斋原址为建于咸丰时的“龙威阁”书店，该店获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亲自题匾，成为当时琉璃厂中的“八大名匾”之一。光绪末年龙威阁歇业后，原店址改为铭珍斋。容庚青铜器收藏生涯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被坑”往事就与铭珍斋有涉。
史颂簋，是由西周晚期的史官名为颂者所作，传世数器，现在分藏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容庚也曾买到过一件“史颂簋”，但却为此苦恼许久。他在1936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铭珍送史颂簋来，价一千五百元。”1500元的价格对容庚来说着实不菲，当天没有下决心买下，十几天后再次来到铭珍斋，希望费用能有所减少。在1936年12月5日，“早进城，至铭珍斋。史颂簋减收五百元，遂以壹千元得之。”
但在经过一番念兹在兹地讨价还价最终以1000元买到后，容庚却发现这竟是件伪作。其实早在容庚购买之前，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对此器亦有判断，黄氏认为这是宋代仿作，但无奈容庚对此仍有执念，将此器携至好友古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于思泊宅处，两人商讨认为这应是件真品，随即支付款项。
后事又有反转，确认此“史颂簋”乃伪器后，容庚无奈进行了数个月的维权。1938年3月13日，容庚“至琉璃厂，告铭珍夥伴以前次所购史颂敦乃伪作，请其退款，不然所取三画将扣留也。”1938年5月21日“九时进城，至铭珍斋商赎史颂敦事。”想来应是与铭珍斋协商无果，最终在一年后的1939年9月28日“伪颂敦以五百元售去。下午牙剧痛”。至此，伪“史颂簋”风波方告一段落。
古光阁与冰社
古光阁的创始人周康元（1891-1961），字希丁，原籍江西临川，擅传拓和篆刻，在全形拓领域成就颇高，金石学家陈邦怀曾对他的立体拓作如下评价：“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其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此前所未有者。”后来知名的金石鉴定家、篆刻家和全形拓大家傅大卣也出身于古光阁。
在1921年成立的，著名金石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冰社”社址就选在古光阁的后院，由古光阁的老板周康元担任冰社的副社长，主要成员有罗振宇、王国维和马衡等人。冰社成员每周聚会，各携所藏金石器物参与聚会，进行学术交流，互通有无。
早在购藏初期的1929年，容庚就曾“在古光阁购一金错字带钩，价四元，得意之至”。后来与古光阁的交往多见于利用其特长之处，即篆刻和传拓之法。容庚在1931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周希丁为刻‘容庚’铜印。”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道：“在古光拓岭南所购铜镜三份，价伍元。”
鉴古斋与栾书缶
倪玉书原是椿树胡同经营古铜器的同益恒古玩店经理萧延聊和张彬的徒弟。后来出走，独立门户，与陈鉴堂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合开了鉴宝斋。他与尊古斋黄伯川的徒弟乔友声、黄伯川的儿子黄镜涵在当时的古玩行当就名重一时，并称青铜器鉴定“三杰”。20世纪50年代后，倪玉书殊为落魄，在60年代自溺而亡，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来自倪玉书的文物。
在《容庚自传》中，容庚先生历数自己的得意收藏，其中商周彝器唯举一例——“错金40字之春秋栾书缶”。栾书缶是春秋时期晋国器物，采用“金银错”工艺，在青铜器表面錾刻浅槽，在槽内嵌入金丝，再进行打磨。此缶盖内有错金铭文8字，作“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器腹与颈部有错金铭文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叔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这样长篇的错金铭文实数罕见，殊为珍贵。栾书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容庚先生在《容庚日记》中完整记载他三次拜访倪玉书，历经讨价还价，最终购得栾书缶的心路历程。1944年5月7日，“早访倪玉书，拟购栾书金字缶，索价一万五千元，还以一万元，未成议”。1944年6月1日，“访倪玉书，购得金字缶，价万五千元，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1944年6月19日，“售金三两，每两三千八百五十元。还金字缶价，除退彝价四千元外，再付一万一千元”。
延古斋与汤玉麟二铜鼎
容庚与北平琉璃厂古店的交往频繁且多样，在资源互惠的前提下，形式并不仅限于买卖交易。北京的古玩行业，当时有内外庄之分。外庄店肆多分布在东琉璃厂靠近繁华地区，店内有会外语的人员，顾客以游客和外国商人为主；与之相对应的内店则位于西琉璃厂，这里相对偏僻，店内又无懂外语的人。延古斋就是有名的做外庄生意的古玩店，其最为人所知的对外古董生意当属倒卖“昭陵六骏”中的两骏给国际文物贩子卢芹斋一事。容庚因财力有限并不总能出手博得心头好，但却能通过为古玩店鉴定之机，有幸见识到更多珍品。
容庚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九时往古物陈列所，与张大川往琉璃厂延古斋，鉴定二铜鼎，高约尺六七尺[寸]，一有‘丁’字，一有‘子△’二字，花纹作饕餮形，与故宫三大鼎略相似。价二万金，乃为热河督办汤玉麟代购者。此真豪举，吾辈小儒见之咋舌而已。”容庚作为学者在财力上殊难望奉系军阀汤玉麟之流相背，但是因身处当时的古物交流中心北平，又与古玩行业相交不浅，不乏机缘见识顶级藏品。对于一位精于著述的学者来讲，此类见识并不会流于过眼烟云，当对增补学识、丰富著作大有裨益。但这样的经历也是1946年回到岭南后的容庚，恐再难以企及的。
谢琛（深圳博物馆展览部 展览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