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穴到旷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而人类走向旷野的驱动是什么？中国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里的“那一群人”“那一粒米”“那一缕炊烟”“那一抹红”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学会、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相关县市人民政府鼎力支持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200件，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辅助丰富的考古学知识介绍、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展示手段，展示了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面貌，反映了中国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呈现了上山文化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上山遗址，2006年正式提出“上山文化”命名。上山文化是钱塘江流域、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比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分别早了3000年、2000年。目前已在浙江浦江、嵊州、龙游、金华、永康、义乌、兰溪等地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处。在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上山文化考古发现成果举世瞩目，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分别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远古中华第一村”，是对上山文化价值内涵的高度概括。
展览现场展示的一粒炭化稻米2006年出土于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距今约万年，极其珍贵。米粒长3.732毫米、宽1.667毫米、厚1.723毫米，长宽比值2.239。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介绍，经过栽培并驯化的稻粒更饱满，其长宽比相对于野生稻要小。经分析研究，这粒炭化稻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由于年代久远和上山遗址酸性土壤环境，埋于地下的稻米易腐蚀，不易留存，故这粒米也十分来之不易。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同时，在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的炭化稻米，这些发现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此外，刃口锋利的石片可以割取稻穗，近似圆角方形的磨盘配合拳头大小的磨石可以给稻米去壳……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些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至1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而在展出的一件彩陶壶里发现了酿酒的证据。在壶内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而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因此，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就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除了稻米，那些红色或红白相间的陶陶罐罐是上山文化的另一大亮点。上山文化陶器以夹炭陶、红衣陶为典型，是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和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绘）陶器。这些陶器伴随着上山人的物质生活，也烙印下上山人的精神世界。
这些陶器器类丰富，包括大口盆、双耳罐等。只见陶器上印有太阳纹、短线组合纹、折齿纹和点彩等纹饰。其中桥头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片格外引人注目。陶片上可见两个完整的图案，其一为带着一周辐射短线的圆形，似太阳纹，另一为两个顶角相对的三角形。据专家介绍，太阳纹是指代最为明确的具象符号，体现了意识、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涵。而上山文化的神秘图符在跨湖桥文化中得到了传承，除卦符外，还有田字符号，这体现了浙江地区远古文化的独特体系。
蒋乐平表示，相较于长江中游同样显露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纪念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万年浙江与中华文明”学术座谈会同期举行。会上，国内外知名考古学者围绕上山文化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及其在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分别发言，并就上山文化的保护、宣传、运用等方面工作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