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狗熊的‘熊’，”爽朗的笑声，幽默的话语，是我们对于这位来自陕西的艺术家的第一印象，而他对于陕西书坛、印坛的影响力，更令我们敬佩，他就是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安终南印社名誉社长、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赵熊。
从好玩到“入门”
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何时起，赵熊的班上兴起一阵“刻章潮”，男孩们放学后的一大娱乐项目就是相互之间刻章玩，再跑回家里找来印泥，往课本上、练习本及书籍上盖一盖，就能收获满满成就感。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和网络，一帮十几岁大的孩子却也能找到无限乐趣。
而因为祖父曾想学刻印，赵熊家里有几方请人刻的石头印章，还有各式大大小小的刻刀，这愈加勾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赵熊与篆刻的结缘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某天他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民国时期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一切仿佛命运的指引，从此开启了他的篆刻生涯。
1965年，西安市的工业局和教育局联合挂靠在西安人民搪瓷厂，成立了一个全日制美术专业班，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赵熊便是其中一员：在班上，他给不少同学都刻过印，也给专业老师刻过。1970年，赵熊被分配到了西安日化公司，主要生产食用油、肥皂等。当时肥皂、香皂的制造，都需要刻模具。厂里正好缺相关人材，且认为做模具和篆刻也很像，就培养赵熊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了。
“在那段特殊时期，我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才能就派上了用场，书写、刻了很多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和毛主席的诗词，书法、篆刻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赵熊表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整个时代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加上自己本身对篆刻的喜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艺术道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文化精神滋养着他的诗意文心。
“偷跑”半天，只为到西泠印社
赵熊和西泠印社很有缘分，不过总是伴随着一点点“好事多磨”的意味。
在西安日化公司上班期间，1972年，单位派赵熊去上海制皂厂学习。“上海和杭州这么近，我要去西泠印社看看。”说走就走的赵熊跟师傅沟通请了假，在一个周末提前半天坐上火车来到杭州。来到西湖边的孤山，朝拜西泠印社。虽然那时的西泠印社基本上还没恢复，牌匾也没剩多少，但是在他心里却是祖庭一般存在的西泠印社，终于得见。
在上海学习的三个月时间里，学习安排紧、任务重，但赵熊还是抓紧机会，在返回西安前又一次来到杭州。他在西泠印社的服务部（杭州书画社）看到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西泠四家印谱》，这令他欣喜万分。一问才得知，这些专业的书籍只卖给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这令他辗转反侧，再三告诉店员一定要帮他留下书后，立马写信给西安文物局的朋友，拿到了一张证明。后来终收到从西泠印社寄来的心心念念的印谱。现在，这本书已经快被他翻烂了。
几年后，赵熊与朋友再次来到孤山，但印社还没有恢复活动，也不接受新会员的加入，他只能再一次无功而返。不过命运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如愿加入了西泠印社。
致力于推动西北印学的发展
赵熊在书、画、印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融众艺为一体。他在篆刻艺术上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亦最高。他梳理印史，溯承“古法”而心生“新我”，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章法布局奇肆，金石气息迎面，逐渐形成了法理同参、雄浑古穆的篆刻风格。他的刀法、笔法、篆法互为力借，在写实和表意之间而达情，以精妙的刀笔语言给艺术以富含诗意的阐释。
除自身发展外，赵熊一直致力于推动西北地区书法篆刻的发展。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是古玺印文化的重镇，明清形成的“文人印”的重镇则是江浙地区。在那个“文人印”风潮兴起之时，西北地区却几乎成了空白区。在面对篆刻艺术时，江浙的篆刻大家们提出了“印宗秦汉”，但作为秦汉印故乡的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依旧没有激起篆刻艺术的浪花，更别提组织和团队力量了。
1979年6月，终南印社在西安成立，最初的17位社员里就有赵熊，担任理事一职，后又任副社长、社长。如今，终南印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国内外社员200余人的印学大社。
他还积极组织西北印人与西泠印社的互动、交流。今年10月，在赵熊的提议下，“西北望·陕甘宁新四省（区）社员书法篆刻展”拉开帷幕，这是西北地区西泠印社社员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办展览。他表示，虽然只有15位社员，从数量上和江浙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但展览聚合了西北五省（区）的篆刻力量，一定能给西北印人有所启发，有所激励，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篆刻的发展。
“要拉近西北地区篆刻和南方发地区的差距，要通过更多的展览、讲座、培训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篆刻艺术，尤其是年轻的优秀篆刻家们加入进来，合力提高西北地区篆刻水平。”赵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