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无量 壁画上的中国史》封面
山西繁峙。我站在五台山边缘的那座叫岩山寺的小庙门口，庙门紧闭。
此地远离五台山的核心区域，无香客，也无游客，连管理员也不在，只有我和庙门“面面相觑”。在拨通管理员电话后，过了十几分钟，他骑着电动车来了。
门开了，进入庭院，我看见有松柏苍翠，角落里还有一残破的石经幢立着。我此行的目的地是那间小小的文殊殿，因为我知道里面藏有绝世的壁画。尽管提前有所了解，但是当管理员打开殿门，手电的微弱光束照上壁画的那一刻，我还是倒吸一口凉气。它太美了！在沥粉堆金、染朱点翠中，我见到一座前所未见的华贵都城，它宫室巍峨、市井繁华。我深感，这幅壁画完全不亚于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但是与藏之内府的名画相比，它却屈居于乡间小庙，知者甚少。在壁画的不起眼角落，我发现了谦虚的题记“画匠王逵年陆拾捌”，顿时，我对这位年过花甲又身怀绝技的画师充满了好奇。
古代的绘画其实有两个源流，或绘于绢纸，或绘于壁墙。早先，丹青妙手不独纵笔于绢纸，亦挥毫于壁墙，例如东晋顾恺之曾于瓦官寺壁上绘维摩诘像，而南朝张僧繇在安乐寺画四龙于壁，并留下“画龙点睛”的典故。但自唐宋以来，文人画兴起，有闲趣的士大夫们抒性灵、求神韵于纸上，而爬上蹿下、酸颈僵臂这类妆绘墙壁的“苦差事”则被贬为画工之能事。故画坛虽群星熠熠，却鲜有绘壁画的画工能跻身其中。他们往往只能谦卑地在自己作品的一隅留下小小的名字，而沧桑过后，这些曾经满绘壁画的墙壁更是百不存一了。
但是，壁上的画又是如此生动，比起文人画寄情山水、寓意花鸟，显然壁画的主题和所呈现的世象丰富得多，上至仙境，下至凡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同样名不见经传的画师的努力下，在壁画里竟然也有了自己的形象。同样是普通人，今天的我们观照他们，便会有更强烈的亲切感。
还是在岩山寺，在手电的微光下，我进入壁画里的那条热闹街市，我看到推着独轮车的汉子，骑在父亲肩头的娃娃，穿无袖背心的小厮提着水果篮，头顶罐子和案板、腋夹折叠桌腿的小贩准备去摆摊，头戴东坡巾、腰悬罗盘的算命先生掐指算着玄机，孩子扯着母亲的衣裙吵着要吃冷饮……这些人物，不就是我们生活里随处可以遇到的普通人？目光游走，我的耳旁，犹响起那声声叫卖。
而目之所见，只是表象，如若深入探索，壁上之画将会呈现出更多面相。
王逵是在金大定七年（1167年）画完文殊殿壁画的，当时他68岁，因此，我们推算出他出生于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是在这一年，宋徽宗即位。这位皇帝，比起治国，更爱绘画，其统治时期，汴京的翰林图画院成为最顶尖的艺术殿堂，汇聚天下丹青妙手。我们猜想年轻的王逵应当到过汴京，因为岩山寺壁画的端庄气韵可能受到翰林图画院画风的影响，而壁画中街市的诸多细节，可以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一一对上。如果这样，王逵就有幸见证了汴京最繁华风流的光景，也将目睹它最狼狈落魄的时刻。因为就在王逵28岁时，汴京被金兵攻破。
那么，王逵在岩山寺壁上画的就不是普通的街市，而是对一座已逝都城的深刻眷念。此时，他已身陷金国，他无法像孟元老那样直抒胸臆，故只好将眷念层层包裹，以佛传故事的形式呈现于偏僻小庙的壁上。近千年后，当面对满壁丹青时，在那些活泼热闹的市井间，我听到的是一声叹息。
不止王逵，明代画师常儒也令他熟悉的乡里邻人在壁上得到永恒。山西新绛稷益庙也是一座乡间庙宇，供奉东岳、后稷和伯益，东岳掌云雨，后稷教民稼穑，伯益管理山泽，三者都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神仙，当地百姓相信，向他们祈祷，便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常儒在绘制稷益庙的壁画时，创造性地令凡俗之众来到神仙的殿堂，扛着锄头的老农，双手合十的老婆婆，还有农民、猎户……他们双手胼胝、满面尘土，向神灵诉说自己的渺小愿望。这一段对平凡百姓的描绘可能不依赖于任何粉本，全然出自画师蓬勃的想象力。正是这些同样来自乡土的画师，画出了百姓心中最真切的渴望。
当然，壁画之后，却隐藏着残酷的现实。明代，山西屡遭亢旱，严重时乃至人相食。灾荒之年，民不聊生，可想而知，有多少饥肠辘辘的乡民将涌向大大小小的庙宇，虔诚膜拜，祈求神仙能降下福祉，令生民饱食。当画师在壁上点染出那些熟悉的乡民时，他的心中当充满慈悲。
庙门在我身后关上，壁画又重回冷寂之中。世上之人鲜少能看到它们，而它们的故事也鲜少为人提及。但我相信，那些线条、色彩、凹凸起伏都在发声。于是，我决心要为那些艺术史上的无名者留下文字。
2019年，我开始动笔，近5年后，“壁画上的中国史”出版了，这套书分《观我生》和《观无量》两册，分别关注“地下”和“地上”的壁画，以从汉代至宋朝有代表性的墓葬壁画为切入点，来解读图像背后的生动历史。这是一套很不一样的中国史，它既非帝王将相的纪传，也非军国大事的编年，它是由那些无名画师的一幅幅画组成的，画上的人，有满肚子的故事，如果你想听，他们便会开始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