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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奇劲健与宽博烂漫的书风——李荣海先生书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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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21 09:49:56
        明项穆曾在《书法雅言》中道,第一流的书法家,当是“会通古今,不激不歷,规矩諳练,骨态清和,眾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云正宗也。”项氏所言,颇為在理,每一书家当可借镜对照。

          荣海先生八岁临帖,染池翰墨已近五十年歷程。他深入传统,遍临诸体,真、草、篆、隶、行五体兼能,尤精行草。路子很正,抚临百家,自幼从隶书入手,十五岁前临柳公权,后尤对二王、虞世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王鐸、於右任等名家法帖,情有独鐘,潜心研习。从这一串名单中,我们不难感触荣海先生走的是清朗俊逸、格清格綺而求美之一路。使的,柳公权的体势劲媚、雄秀清瘦,二王的华美飘逸、清奇姿媚,虞世南的结体修长、秀丽舒展,米芾的超逸入神、摇曳多姿,赵孟頫的端庄秀美、均衡齐整,董其昌的简约清秀,淡墨遒丽,文征明的笔锋挺秀、法度谨严,王觉斯的酣畅淋漓,纵而能敛……的书风都对荣海先生有着深刻影响而奠定呢基调。然而除了这样的帖学滋养,荣海先生还极具碑之意识,上溯烂漫天真的商周金文、秦朝石鼓、两汉简牘、六朝碑版,从而在帖学清丽中又平添了高古沉雄、浑厚苍茫的金石气。面对传统,荣海先生入其内,外其外,博採眾长,拆骨重塑,陶冶融炼,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体风格。

          首先,“内 ”法是荣海先生书体的突出特点。在“二王”之间,荣海先生更重大王,在行书结体商取了王羲之的“内 ”法而未取献之的“外拓”法。明何良浚言:“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张,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 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四友斋书论》)。沈尹默先生亦言:羲之“内 是骨胜之书”,献之“外拓是筋胜之书”(《二王法书管窥》)。“内 ”法结体方折,外轮廓线略向内弯曲成腰鼓状,笔致开张,不很强调起笔和收笔的裹束。一般而言,圆转外拓顺,翻转内 逆,顺则快,逆则慢,外拓写法更為自由,更符合草书流畅奔放的本意。况内 以方胜,外拓以曲(圆)胜,曲笔要婀娜华丽得多,因此外拓法比内 法更受后人青瞇,在整个书法史上外拓得势力大於内 ,献之在后世得影响大於羲之,当不足為怪。(参阅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炼版)。

          然荣海先生却取了“内  法”,这自反应了他得性格和审美定位。他不是李白、苏軾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得狂放之士,因此不取献之外拓圆转的“一笔书”也不醉心於张旭醉狂草的奔放感而取笔致收敛的“内 ”法落脚行数即是当然。但这不意味着荣海先生就是拘谨内敛捆手缩脚之人,“海到尽头舟做岸,山登绝顶我為峰”,其兴笔书写之句让我们洞见了他如丰子愷先生所说的“幸有我来山未孤”似的人之豪迈、文韜武略。

          其次,“势”之追求是荣海先生的又一书体风格。“内 ”法而来的逆笔行书成就了荣海先生对“势”之追求。梁武帝萧衍在《草书状》裡云:“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形象说明了书法艺术中蓄势的重要,这和中国戏曲中的云手、中国古典舞蹈中“反胴”起舞(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的预备舞姿一样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蓄势状态,老子故云:“反者道之动”。

          在书史上,王羲之是蓄势的高手。董其昌云:“一正一偏,所谓右军书如风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画禪室随笔》)。纵观《兰亭序》,结体不求平正,而从欹侧倾斜中求平衡﹔不求均匀,而从揖让照应中显稳定,字形在倾斜中撑住而摇曳多姿。米芾在章法上亦作如是处理。“姿态倾倒,不拘礼法”,横不平,竖不直,但上下相形,左右相携,感觉上最终是横平竖直而平正有加的。王觉斯亦如此,其大幅草书虽笔连字连,矢矫翻腾,然精微处中规合矩,每个字欹侧不稳,但字与字互相协调,復归平正。董其昌则反復论証奇与正的关系,对元代书法的平正呆板批评尤烈……

          这几位大师都是荣海先生的挚爱,心追手摹,对他们蓄“势”字道当心领神会。於是我们看道荣海先生许多字的劲似在左边,有的字上下看来,又左右倾斜,但在摇曳摆动中,却上下呼应,错落有致,左右均衡。从而似欹反正,姿态活泼,静中生动,解衣盘礡。他用大王、米芾、王觉斯们克服了赵孟頫们的平整庸常。

          第叁,内外兼容,刚柔相济是荣海先生书体的美学归宿。想必荣海先生书艺歷程中碰到的难题不止一个,其中柳公权式的一丝不苟森严法度可能导致的抑制呆板(象书史上许多大家临过柳体却最终不提一样,荣海先生对临过柳体亦不愿再提)、“内 ”法可能导致的拘谨内收、帖学容易出现的甜媚轻逸也许都曾是荣海先生的拦路虎。但他选择的药方不再是在帖学裡打转,而是逆流上溯,到金文石鼓文中,到魏碑中去找寻出路。

          大篆石鼓文,结体外拓,圆融雄秀,高古苍茫,雍容浑厚,古茂自然,回环畅达,韩愈曾比作“珊瑚碧树交枝柯”,為荣海先生不胜欣悦。他反復临写,悉心体会,久之宽博、烂漫、天真、雄浑便姿意心间,為克服柳之法度,王之“内 ”带给他的负面效应想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魏碑之雄厚,如他反復所临的《张迁碑》、《石门颂》、《礼器碑》、《泰山金刚经》等亦為解决帖学之病(如“秋娘傅粉”)起到了刮毒疗法之用。於是对内 外拓兼容而奔腾沉着的王觉斯,对碑帖同重而飞动沉雄的於右任之崇尚就是荣海先生集大似的喜爱。

          概言之,荣海先生南帖北碑之合,优美雄强之并,其书体风格总体来看,乃上鬆下紧,收放自如,似欹反正,跌宕有致,清瘦修长,方圆有度,劲健与宽博同体,清奇与浑厚同在,奔放而冷峻,俊秀而雄强,干净洗练而不纤弱,“痛快淋漓而不粗野,流畅清劲而不浮华,多姿多态而不失大方”(周志高语),拓逸豪气又文质彬彬,从而正如他自书的楹联所云:“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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