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的思考（作者：曾繁仁）

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已经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了。我认为，就交流论交流似乎过于平板，还应该有一个出发点或切入点。这样的讨论才能深入，才会有新意。这个出发点或切入点就是在21世纪即将来到之际，在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大之时，人类的—个共同课题就是极大地发展审美教育。我这里说的审美教育不是狭义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力的培养，而是广义的素质教育、人生观教育。它的根本宗旨不在于培养多少艺术家，而在于培养人们具有一种热爱美、追求美的基本素质，进而使之确立一种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人生观。这种基本素质或审美的人生观正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审美教育的发展又正是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审美教育的发展必将使人类更加文明高尚，使社会更加安定协调，使人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步由冲突趋向和谐。每个人也都会感到健康、充实、愉悦、向上。这是人类发展的理想、许多世纪所追求的目标，希望在2l世纪能使这种理想和追求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现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是众多思想家探索、思考的问题。在农业社会及其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工受到局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化进程极其缓慢，常常给人一种自然牧歌式的大体和谐的印象。而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几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生产力急剧发展，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分工越来越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化进程也随之加快。分工与市场经济以及阶级剥削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精神的危机朝人类袭来。劳动的枯燥、物欲的泛滥、精神的疲惫与空虚、人与人的隔膜……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把人类从现代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这已经是关乎到人类命运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18世纪末期，德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席勒曾经睿智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通过审美教育解决人类精神危机的问题。他在著名的《美育书简》中提出“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到自由”，“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再没有其它的途径”。其后，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过所谓“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研究了异化劳动问题。他认为异化劳动在本质上是把人的劳动混同于动物的活动，使人机械化、孤立化，成为物的奴隶。而解决异化劳动的根本途径在于将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使“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是一种符合人的本质的劳动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人生观。这是马克思为消除“异化”、探索人类解放之谜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答案。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现代科技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物质生活较前极大丰富。但是，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南北问题以及精神问题仍在不断地困扰着人类，成为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诸多重大问题。当然，在精神问题方面我国同西方相比还有根本的不同。西方国家已发展到精神危机的程度，其产生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直接有关。而我国在社会制度本身并无根本痼疾，产生精神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发展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不完善和社会对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不适应。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加强则为解决种种社会与精神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解决这些问题同样是我国同其它国家的共同课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还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与道德品质教育以及法制的健全等一系列重要手段。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审美教育。在这一方面我国应有所作为，应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因为，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这是大力发展审美教育的极好前提。而研究、吸收、消化西方文艺与美学成果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中西美学对话与交流的出发点或切入点。有了这样的出发点与切入点，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就超越了学科本身的意义，而同新世纪人的素质的提高紧密相联，同人类的解放紧密相联。这就使交流与对话具有了全人类的深刻内涵，从而也具有了更强大的动力。交流与对话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非进行不可之事。同时，也使这种交流与对话超出了美学本身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学科本身美与审美本质的探讨等，而是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研讨美学建设与人的素质提高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等诸多领域，从而也给中西美学交流对话以及新时期的美学建设开辟了新的天地，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毛泽东有一句名言：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也揭示了我国新时期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美学的整体是由包括中国美学在内的东西方美学组成的。中国美学也正是在与外国美学的相比较中而存在，相斗争中而发展。任何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仅经济上应走开放之路，而且包括美学在内的文化建设也应走开放之路。我国新时期的美学只有在与外国美学更大程度的比较、开放、交流与融合中才能更富时代气息，更具生命力。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规律。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论大师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就吸收融汇了印度佛学的思想素材。而我国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美学名家，更是在自己的理论中吸收了大量西方美学的成果。如王国维的“写境”说，蔡元培的“情育说”，鲁迅的典型理论等，都体现了他们对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借鉴。至于我国当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与吸收更是比比皆是。甚至连我国目前正在运用的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基本概念、乃至体系，也大多从西方借鉴。诸如美、审美、形象、典型、悲剧、喜剧等等。当然，对于这些概念，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给予了补充与改造，但其基本内容却是源于西方理论，这是勿庸置疑的。从我们长期的经验看，在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中一般应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对西方美学本身的态度上要处理好精华与糟粕的关系。对西方美学应取科学分析的批判态度，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防止全盘否定，也防止全盘接收。这就要正确认识到西方美学本身是意识形态性与相对独立性的统一。任何一种西方美学形态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之上的具有一定阶级倾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存在主义，还是精神分析美学、接受美学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对这些西方美学理论中明显的反人民的、非理性的或唯心倾向的内容都应给予必要的分析批判。而任何理论形态，作为美学理论本身，又都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学科本身的继承性，因此并不全部具有鲜明的阶级与政治色彩。甚至某些理论成果在伴随着某些阶级倾向的同时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些内容对于发展我国新时期的美学都有其价值。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当然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甚至社会生物学的倾向。但这一理论对艺术创作中非理性因素的充分重视，对弥补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不足又有其价值。再就是要处理好交流与对话中引进与介绍的关系。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是双向的、互动的过程，必须把外国美学的引进与我国美学的介绍相结合，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取长补短、竞争发展。目前，从总的方面来说，引进多于介绍，但并不是说引进已经很多，而是相比较而言，我们美学的对外介绍较少，西方美学理论界对我国美学的全面了解也少。这样下去必然有碍交流的深化。而应同时加强引进与介绍，但更多注重介绍。让中西方美学界都更多地了解对方，更多地从各自的角度对对方的理论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使交流对话与融合发展相统一。
我国近百年来备尝侵略之苦，这个侵略当然包括文化侵略。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某些西方学者老是持有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对此我们也是感受颇深的。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以西方为主体、东方为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就连著名哲学家黑格尔都在其《美学》中将东方艺术归于史前的象征型艺术范围。这不仅是一种种族歧视，而且是一种反科学、反民主的行为。新时期，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就应彻底抛弃这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真正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放到同一个水平线上，这才是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才有助于我国新时期美学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都是在各自的历史与社会土壤上结出的人类文明的奇葩。欧洲由古希腊开始的对美的哲学思考，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到现当代美学，绵延不绝，朝前发展。而我国，从先秦开始的乐教、诗教，历经了魏晋的理论沉思、唐代的艺术辉煌、宋明鉴赏美学的发展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美学理论勃兴，也是代代相继，各有光辉。中西美学以其不同的姿态，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两个制高点。真可谓：两峰相峙，双水分流，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中西美学史上也都涌现了无数对人类文明史有着不可磨灭影响的世界级大师。西方的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康德、席勒、黑格尔、弗洛伊德、萨特。中国的孔子、庄子、刘勰、司空图、李渔、鲁迅。他们都以其独特的理论成果在人类美学史上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同时，中西美学又都各有特色。在理论研究的重点上，西方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着重探索美与真的关系，提出摹仿论的理论；而我国则以主体的道德情感表现为重点，着重探索美与善的关系，提出了“致中和”的美学观点。在美学的形态上，西方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研究，以对美的哲学研究为主，对美的本质进行直接的思考，只到现代才在非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发生了动摇；而我国则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研究，以对艺术的体验、鉴赏为主，在审美论、鉴赏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文化史上大量的诗品、诗话、词话就是例证，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勃兴才使美的哲学研究有了大的发展。中西美学由于各自理论研究的重点与形态的不同，特别是文化土壤的各异，所以有着不同的范畴体系。西方美学的美、崇高、悲剧、喜剧、摹仿、表现、形象、典型等，几乎一直贯通到现代。而我国美学的中和、气韵、神思、意境、风骨等概念体系，也一直贯通到现代。这各自不同的范畴体系都是几千年的文化结晶，有着极其丰厚的内涵，值得后人很好地研究继承。事实上，我国目前在研究继承和运用西方美学范畴方面，反而超过了对我国自己的美学范畴的研究继承和运用。而在将两者结合互补、创造符合我国特点的新的范畴体系方面更不如人意。通过上述粗略的比较可知，中西美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们的交流与对话应该在同一水平线上，处于同一种平等的地位。
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应有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因为，我国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当然也在其中。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为外国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一方针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依据这一方针，在对西方美学的吸收利用中就应以我为主、从我出发、为我所用，最终目的就是建设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定的文化都生长在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的基础之上，要同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相适应。据此，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也首先应该从适应我国新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出发。有些西方美学理论是明显同我国的经济与政治相悖的，从总体上来说不应放在吸收之列；有的则应经过改造加以吸收利用。总之，决不能生吞活剥，不加分析。同时，在中西美学的交流与对话中，还有一个外来文化与民族特性相统一的问题。民族特性是中华美学之本，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因为，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美学理论才能在世界美学理论中具有自己的地位，才能对世界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当然，新的时期，在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在原有民族特性的基础上，中国美学应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因为，范畴是任何美学体系的基本概念。我国古代是有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范畴的。但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现代美学大多沿用来自西方的范畴，在其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现当代美学范畴被介绍引进。而西方现当代美学不同于传统之处就在于理论的多元化，从而也导致范畴的多元化。这些数量极大的美学范畴被不少论者直接拿过来使用，一时间有概念轰炸之势。这在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是难免的。但从长远来看，还应从发展我国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美学出发，对这些引进的美学范畴进行必要的梳理。从以我为主的原则出发，批判地继承，形成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概念体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新时期的中国美学应形成自己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既有别于西方美学的话语，也有别于我国传统的话语。这样的理论工作实在是重要而艰难，仍需几代人付出自己的艰辛劳动。唯有如此，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才能真正走向成熟。最后，我们回到开题中提到的人类的共同课题——发展审美教育问题。新时期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的根本任务还在于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通过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的建立，以既具有鲜明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美学理论为指导，培育青年一代具有崭新的审美世界观——新时期建设者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这既是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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