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审美文化价值取向比较（作者：陈弘）

一


无可置疑，西方的审美价值观及其他社会价值观，近代以来，随着其军事的强大和扩张，都市文明的渗透，工业科技及资讯一体化的强烈冲击，正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标准，事实上它已经作为世界各民族衡量自身审美文化的“坐标体系”。西方审美文化的强力介入，使得中国美学理论家、艺术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中西审美文化的比较，并常常围绕这一“坐标体系”，对中国自身的审美文化进行反思。
每个民族、国家的审美文化艺术都是其主体审美价值观的物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事实上也就是不同的审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磨合、碰撞过程。然而在中国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交融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隔膜长时间横亘其中，这说明中西方审美文化，从价值观的角度考量，二者完全是一种异质文化。这种“异质”和“隔膜”，也造成了二者文化交流的尴尬境地：西方的审美文化价值观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审美文化，反之，从中国审美文化价值观出发，也不能正确地理解、认同西方的审美文化。一些学者注意到，近代以来，由于这种文化隔膜的存在，使得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各走各的单行道，所取所予完全不同，始终难以达成双方文化的共鸣、默契和认同。
中西审美文化价值核心观念的“异质”表现在：西方以美即真、美即科学、美即写实表现，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审美理念作为审美价值观的核心观念。而中国或东方，则以美即精神个性，美即虚拟性表现，以及泛自然主义的审美理念等作为审美价值的核心观念。
由于中西审美价值的核心观念不同，由此也带来各自的审美文化的片面和不足。例如，在西方，为了达到对外在环境及人物的精确的、科学式的表现，常常有意牺牲了审美的感觉和表现。在东方正相反，为了表现主体精神，常常忽略或有意扭曲客观的观察。


二


反观中国和西方审美文化价值观形成和定型的历史，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西方审美文化价值观的异质性。一定的社会土壤产生一定的社会和审美的价值观，它们生于斯、固于斯。一旦成为主流审美文化价值观，获得数代人的认同定型之后，它们就不会轻易改变，除非社会发展遭遇重大转型，并产生新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各个社会和民族定型期的审美文化价值观，都在后代予以延续。后续社会虽对之有一定的修正，但主体价值观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确认。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各自社会和审美的主流价值观并非是它们每个时代留下的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总汇，而只是指那些能为后代社会长期认可，能够长期支配后代社会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或能成为长期左右审美文化准则的思想及学说。
西方审美价值理念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确立，尔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定型。古希腊社会产生了欧洲最灿烂、最富理性的原型文化，而它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又集中地、系统地体现在古希腊卓越的哲学家亚理士多德学说的创造上，亚理士多德提出“艺术即模仿”，奠定了西方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审美价值体系，尔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一方面对古希腊人本主义审美原则予以自觉的确认，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新的审美理念：审美即科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文化是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才产生的，作为对中世纪社会和审美的反叛，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和审美价值观，都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强调“人”，讴歌“人”，这里的“人”及“人本主义”就是与神及“神权至上”相对立的，这种对立使得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都强调一种“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同时又由这种对人的肯定和关注的社会价值观念引发了西方对人类自身的审美关注，这种人本主义审美理念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艺术巨匠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并形成了西方审美文化主流价值观。
与中世纪“神”的虚无飘渺相对立，文艺复兴时期更强调真实的、现实的人的存在，这也带来了“美即写实表现”的审美理念作为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长时期的审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为了达到真实地再现人、塑造人，文艺复兴时期又发展了一种新的、深刻的理念：审美即科学。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把绘画变成了一门科学。为达到人体绘画的真实性，达芬奇亲自解剖过三十几具各种年龄尸体，并对人体的比例、结构形态作系统研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的比例、结构、动态的准确性已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同时为了立体地再现人，达芬奇又以透视、明暗的手法立体地再现了三维空间体系。达芬奇提出“艺术要插上科学的翅膀”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审美即科学的审美价值主流观念，并一直影响着后代的艺术家、审美理论家。这种以人本主义为主导而开启的美即真、美即写实表现、美即科学的审美理念，在西方18、19世纪，欧洲掀起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审美浪潮更是将之推向极致。法国19世纪文学家福楼拜曾说：“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这一席话正体现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主宰西方几个世纪之久的“美即科学”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念。


三

中国的各种价值观——社会的或审美的价值观，都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已经萌芽，但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确立,是随着中国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巩固而确定的，具体的确立时期在汉代（公元 前206--25年）。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是在秦代（公年前221—前206年）建立起来。然而秦代立国的社会价值观——法家的刑律思想，却并未成为尔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汉代推翻秦代统治之后，当时社会的统治者及有识之士总结了秦代从立国到亡国的短短几十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由此他们彻底否定了秦代实施“苛政”、“暴政”的统治理念——法家的刑律思想，指出这种社会价值观导致秦代的社会统治过于刚性化，为避免社会统治过于刚性化，为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他们转而以儒家的德治、礼治的思想作为立国之本，儒家强调通过礼乐教育人民管理国家，这也就是汉武帝采纳汉代大学士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原因。这一转变导致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型。
然而中国的主流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却没有伴随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确立而一并在汉代产生。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中国主流审美价值观的形成时间并不一致，中国主流审美价值观在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才开始形成，比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差不多迟了400多年的时间，并且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与审美价值观在内容上也不尽相同，中国主流的审美价值观并不是在主流社会价值观影响下而产生的。如果说，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是积极的、现实的、入世的、伦理的价值观，那么，中国主流审美价值观则是理想的、虚拟的、出世的，以精神个性的表现作为核心的、泛自然主义的审美价值观，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是以儒家思想为基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价值观则以道教、佛教的思想为基准，二者内容正好形成对立和互补。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浪漫的。
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是在魏晋时期自发铸就，而在隋唐时期自觉确定。究其形成的社会原因，在于后代统治者对汉代以来所确立的儒家思想的高度集中的思想统治所带来的刚性化弊端的反思和修正，隋唐的统治者看到这种思想统治的刚性化，同样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他们意识到，仅仅将审美文化视为“比德”、“教化”的工具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允许人民借审美文化释发内心压抑的社会心理情绪，于是隋唐时代的统治者，在开明盛世之际，以前所未有的博大胸怀，建立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多种思想为辅的多元而统一的封建社会价值观，中国历史这两次刚性化的修正——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刚性化的修正，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一个超稳定的成熟社会。尔后千余年，中国社会精英，都以儒家思想与道教、佛教思想的融合作为自己面对现实社会的人生态度，以及心理和精神平衡的调节器。中国的社会精英，在他们与统治者相融时，他们都积极地介入政治，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他们与统治者不相融时，便又以达观的、审美态度看待人生。他们很少发展到与统治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正面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
魏晋时期中国审美文化的主体价值观念自发铸就并基本定型，这段历史时期对中国审美文化主体价值观念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魏晋时期是中国处于长期分裂、混乱的历史时期，也是杀戮最多、民生最痛苦的时代，但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精神大解放、人格大自由的时代（宗白华语）。魏晋时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了躲避战乱、杀戮及王权政治的压迫，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隐居乡村。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灵和精神的痛苦，而这时候西方（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人生的精神痛苦做出了一种以苦作乐、苦中求乐的心理解释，这种哲学也唤起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原本不属于正统的老子思想（道家思想）、庄子思想、周易思想的注意。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一样，体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心理，它们被重新发现，猛然抬头，中国学者闻一多曾描述道“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竞是清淡家的灵感的泉源。以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魏晋远离现实政治的“清淡”的时代风尚，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对现实与精神的巨大反差所做出的心理调适，至此，一种崇尚老庄，信奉佛教，推崇神秘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和以这种人生价值观为基础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开始在社会上弥漫，尤其是审美文化价值观，它取代了儒家实用的，以伦理道德准则为基础的审美文化价值观，而成为主流审美文化价值观。
需要提出的是，魏晋时期的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形成后代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但魏晋时期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却成为了后世社会的主流审美文化价值观，其中的原因有四：一是上述的社会历史原因。出于构造社会稳定的需求，后代统治者允许对其思想统治的刚性化进行修正，但其只允许“修正”，而不允许其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完全取代儒家的社会价值观。二是魏晋时期的审美文化价值观恰恰与审美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吻合，对此以下还将论证。三是魏晋时期产生了后代无以伦比的艺术和审美文化理论，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绘画，戴逵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郦道元的诗文，云岗、龙门的石刻等等。而从理论创作而言，也产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审美文化理论家：曹丕、嵇康、陆机、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刘勰、钟嵘等；四是《世说新语》等专载魏晋文人雅士人物品藻，生活逸事的书籍，把魏晋的审美文化价值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从而对后世构成深远影响。
作为构造中国主流审美文化价值观的魏晋文化，构成了有别于西方审美文化教育独特的特质：
首先，它铸造了一种视域宽广前所未有的宏大精神。魏晋时期以来所创造的中国审美文化并不象西方那样，关注“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它只关注“精神之神”的存在。由于强调“精神”的注入，使中国的审美文化散发出一种魅力无穷的精神光芒，魏晋时期中国审美文化第一次把“神”（内在精神个性）的价值观念推到了显要位置。尔后几千年中国审美文化一直追求一种所谓“神韵”“气韵”，这在书法、雕塑、绘画、诗歌、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里都贯穿了这一审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
魏晋时期，体现内在精神的“神”的概念，在文化理论形态上也逐渐演化为“意象说”、“传神说”、“形神说”、“气韵说”、“生动说”、“隐秀说”、“风骨说”、“神思说”，以及“趣”、“味”、“妙”等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审美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都以不同的角度强调艺术要表现人的内在精神。至魏晋时期以后，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它变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
其次，由于“神”的概念的推出，使中国审美文化完全忽视外在世界的刻意描绘。这也带来中国审美文化的另一特质“虚拟性”，“虚”与“实”、“形”与“神”一直是中国审美文化的最重要概念，这种注重内在精神表现的忽视外在形态的塑造， “虚拟性”，也铸成中国审美文化简约、空灵、高远的艺术风格。
第三，由于魏晋时期艺术家追求一种“独立的精神个性”，与当时险恶的政治、恶浊的社会是极不相融的，因此魏晋时期的知识精英内在精神个性多以选择自然景物作为物化和寄托的载体，较以往的审美文化相比喻，这无疑大大拓展了审美界域，同时也构成几千年中国审美文化的第三特质——“美即自然”的泛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审美文化专门对自然美的描绘和赞赏远比西方时间要早，数量要多。如果说西方审美文化体现人本主义价值取向，那么中国审美文化则体现一种泛自然主义价值取向，但是魏晋时期及以后的中国审美文化，从来都不是纯真、客观的大自然，如同西方在18、19世纪兴起的自然风景画，在中国，自然景物只是艺术家内在精神自由及个性的载体，因此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里，自然从来都是与人伦社会、个人精神相统一的，这又带来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审美文化价值观。自然与人世不相区分，自然是人类的延伸，精神的延伸。
第四，以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为主的中国审美文化，是中国知识精英独有的精神园地，在魏晋以后的几千年中国社会，无论是与统治阶级相融或背离，无论中国的知识精英得意也罢，失落也罢，振奋也罢，颓丧也罢，他们始终都固守这一精神园地。这种追求精神表现的审美文化体现了一种“贵族式”趋向，这与西方为追求普泛的人性而表现出来的审美文化的“大众性”完全不同，这种精神贵族式的屹立不倒的审美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上，吸引和腐蚀无数曾经入侵进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外来民族，它们无不对这种灿烂的、独有的审美文化感到惊奇、震撼和臣服。


四


至此，我们简要分析比较了中西方审美文化价值取向，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及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方都有了克服各自审美文化片面的企图和努力。这表现在中国由于近代社会的转型及社会政治变革，使得它彻底地转变了自身的社会价值观：西方的科学、民主的理念正日益成为中国及东方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与此相呼应的是，在审美价值观方面，中国审美文化正大量援用和吸收西方的美即科学、美即真、美即写实表现，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审美理念。而在西方正相反，为了寻找和恢复人类自觉的审美感觉，为了找到艺术的特质，一些西方审美文化大师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美即科学”、“美即真”的传统审美文化的价值取向，开始了对中国及东方“虚拟”审美文化的学习和认同。如布莱希特的戏剧革新，毕加索现代主义绘画的创造，就是以中国或东方的审美文化的“虚拟”原则，对现存的西方艺术进行创造性改造。可以设想，随着中国和西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它们将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审美文化，更宽容地看待各种外来审美文化，更理性、更具建设意义地开拓自身的审美文化。


【作者简介】 陈弘：珠海市审美文化协会会长 广东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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