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的“美学沉思”

赵炜


比较诗学是一门年轻而又极具生命力的学科。它始于清末的王国维，30年代得到初步的发展，80年代得以复兴。在世纪之交，正是由于其学术视野上的多元性以及多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吸附着大批海内外学者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的种种方法和观点被广泛运用到比较诗学的研究上，既丰富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又更加贴近诗学的“人学”本质。

率先提出“美学的沉思”，并且把美学的研究引入比较文学的是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派。以美学的视点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摆脱了法国学派以考据为主要手段、以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具体史实为对象的旧模式，将比较文学重新界定为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这是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乃至跨学科研究的重大转变。比较文学发展到比较诗学的必然性，内在地决定了美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灵活运用于比较诗学研究的领域，“美学的沉思”在新的时代、新的领域中产生了全新的意义和理念。其一，仍需继承美国学派所倡导的美学的研究方法，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学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导出符合审美规律的共同的“文心”，该“文心”能够概括和反映文学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求同”也是为了“见异”，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突现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给传统文论注入新鲜血液，促使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其二，“美学的沉思”不能在“诗艺层”止步，而应跨越文学规律的表层，纵深到“生存论”之领域，向人性之本回归。20世纪美学的研究，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股思潮的影响下曲折地前进，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文主义思潮明显占了上风。战火中的硝烟、残存的废墟、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命无偿的流逝，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在重建新生活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颓废、无奈、压抑、变态等消极的心态占据着人类整个心灵殿堂，什么是人、人为什么要存在、人如何存在等一系列有关人类生存的问题始终萦绕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以关怀生存为己任的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骤然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再次复兴。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它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人们明显感到人本身对技术、对物质力量的强烈依附性，人之本性在物欲的挤压下，日益变形和分裂，潜藏于人之本质力量中的理性因素得到空前的加强，人文精神迅速滑落至谷底，社会生产出无数渺小的人。美学、文学等带有艺术特质的感性学科，自觉地承担起医治人性裂变的重任，纷纷从形而上层转向对人之生存、人之价值的关怀上，使人们能够重新“诗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让人裂解的心灵在诗的抚慰下得到完全愈合，最终走向审美解放之路，还人以自由的本质。

文学是人学，文论就必然带有关怀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深层意蕴。美学与文学相似，它的研究是以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以研究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的高级产品——艺术为主要对象的学科。通过美学的研究，我们更能全面的认识人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更能充分展示人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是不冲突的，他们不仅都以生存论为基础，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生存论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美学的沉思”这一理念，符合了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作法。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潮，坚持“美学的沉思”是当然之举，然而又具有其显著的特色——跨文化的视野。因而，以世界多元文化为背景，透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存状态，在比较中寻找出共同的“人心”，总结出人类生存中的基本规律，这难道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所以，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美学的沉思”显现出二维结构：以多元的世界文化为背景，在诗艺层上开展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寻找共通的文学规律，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以多元的世界文化为背景，在深层次进行人之生存问题的对比研究，使文化的价值在人的生存状态中得到凝固和升华，还诗学以“人学”的本真面目。